中国社会信用：理论、实证与对策研究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多种经营模式的并存，在中国经济建设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诚信、信任和信用方面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一开始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经济领域，随后逐渐向社会蔓延，最终弥漫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日常行为等各个角落，甚至有些行为表现已经突破了社会道德底线，给国家和个人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即所谓中国社会的信用危机。研究这些问题，囿于经济学或者某种单一的学科是很不够的，尤其是借助于西方的相关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更有隔靴搔痒之嫌。为了追根溯源，探索其中的一系列学理问题，本课题组在学科上立足于带有综合性特点的社会学立场，以本土性的视角对此林林总总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且系统的研究，并希望在政策和制度上提出建设性的建议。此研究的起点由问题意识出发，从中国社会发生的许多信用问题现象入手，寻求一种自身的研究框架。受惠于社会学立场和本土视角的双重作用，本研究的内容在横向上涉及政府、市场与个人三个方面，在纵向上贯穿从文化传统到现代化的过渡，即通过史料、调查数据和个案研究等来呈现当前中国社会信用的面貌。为了有效而合理地把握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也为了尽可能地将各个领域中的失信问题整合在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内，本研究首先对中国话语中的诚信、信任与信用等概念进行了梳理，并在知识图谱上同西方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比较，进而形成了一种连续性的研究理路。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理解中，诚信、信任和信用不像西方知识体系那样分属于不同的领域，而是带有思维连贯性的特征。中国人不容易区分这三个概念的用法，是因为中国人在儒家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影响下将其视为几个不同层次（个人、关系、社会）的递进关系，从而产生出这样的思维惯性：有诚信，则有信任，然后再有信用；反之，无诚信，则无信任，最后便无信用。当然，以建立于农耕社会的血缘与地缘关系而构成的小型社会来看（小国寡民），这种“差序格局”式的推导，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随着社会现代化及其规模的越扩越大，其效用反而逐渐衰减，最终难以生效，致使社会信用在制度建设上反作用于道德与伦理。这是当今中国社会信用制度建设的合法性基础，也是在社会学立场上讨论社会控制的缘由。通过对中国社会传统与现代以及个人、市场与政府行为的解读，并对中国现代信用危机特点的思考，本课题在理论上建构了一对社会学概念：同质性社会与异质性社会。而就当前中国社会信用危机的发生而言，此研究的总体假设是，中国社会在各个领域内都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社会，其关键点在于中国人倾向用同质化的方式和手段将社会与文化产品趋同，更有甚者，这样的手段与实践竟来自生物进化论，即丛林法则，最终导致社会在各个层面和各个方面都失去了识别度。为了验证这一假设，课题组采用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就前者而言，课题组首先对中国6个城市和地区（天津、南京、重庆、兰州、宁夏、深圳）进行了入户问卷调查，并考虑到了城乡的差异性。调查结果显示出中国信用危机的可验证性，也发现一个地区的现代化程度越高，或者一个地区中的人群受教育程度越高以及个体获得的社会地位越高，那么他们对当下的社会就越不信任；另外一个同其他研究相似的结论是，政府的公信力从中央到地方逐级衰减，市场方面的信用则乱象丛生；还有一个具有传统延续性的结论是，中国人缺少社会参与度，他们依然是借助于“关系”来维持信任的。其中，有许多数据表明了中国社会的确具有同质化的倾向。为了更加深入地认清社会信用问题的运行特点，课题组还对中国几个具有影响力的地区和部门进行了个案访谈，它们分别是江苏睢宁、浙江温州以及江苏一家民营企业同银行的关联方式，以此揭示出中国社会信任与信用的微观运作方式。为了对上述特点及其结论进行分析，课题组结合自己的调查数据和目前中国社会信用的热点话题，包括当下互联网在其中发挥的传播作用，对人性和道德、信任和制度、传播和信誉等几个方面做了学理性的分析，并最终在社会学意义上借助于社会资本概念对调查数据进行了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希望从社会学的角度回答发生当前中国社会信用问题的社会环境、社会条件与社会动因；最后课题组将这些思考和分析落实在政策讨论与制度建设方面。本研究认为，虽然中国20多年来在制度建设、法规条例以及征信体系等方面不断推进，社会信用危机也有所缓解，但代价和成本过高，效果不是十分明显。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社会信用建设具有转型性、长期性和全局性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照搬西方模式或只局限于市场金融或个人征信方面是远远不够的。为此，本课题在总体意义上提出了一个扎口理论，其基本观点就是在个体尚未完成社会化之时，在知识传递、言行规范以及处罚机制的设置上应加强知识学习与实践，而不是等社会成员已经步入社会各个战线、领域、阶层与职业之后再做相应的规范。当然，这样的工作主要是在学校完成的，也只有学校才能实现社会信用改良的再生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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