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全真道的衰而复兴：以华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全真道派，也称“全真教”或“全真道”，是创立于金朝中期的一个道教新兴派别。由王重阳创始于陕西，传教于山东，经马钰等七大弟子的弘扬，尤其是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之后，风行于我国北方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全真教又与南方张伯端创立的金丹道南宗合流，最终成为与正一道并立流传至今的道教两大派别之一。全真道以道家哲学为依托，吸收、融摄儒学和佛学的思想营养，打破前期道教追求肉体长生和热心外丹的局限，转而追求真性的保全，提倡内丹学和性命双修，开创了道教发展的新阶段。道家全真学与宋明儒家道学、佛家禅学并立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三个理论高峰，对中国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牟钟鉴：《全真教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卢国龙《全真弘道集》，青松出版社2004年版，第319页。全真教在元代后期开始由鼎盛走向衰落。明朝建立以后，统治者重用来自南方的正一道，全真道丧失了上层社会的发展空间，道士们多隐修于山野，云水于江湖，少见于正史记载，其流传于世的道书典籍也比较少。直到清代，龙门律宗从江南兴起，全真教道书典籍之编撰才再度兴盛起来。但是，以《金盖心灯》为主的龙门律宗文献对于全真教在明代的传承与发展记述得比较模糊，尤其关于诸真宗派的形成问题，或语焉不详，或纰漏百出，难有自圆其说的结论。早在清光绪年间，广东省罗浮山道士陈教友所撰的《长春道教源流》就对《金盖心灯》记载的龙门派传承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全真教诸真宗派或起源于明代，龙门派实源于华山靳贞常、姜善信一系。同时，他对明代全真道史料也进行了梳理，辑出了一些明代全真道士的传记。但由于所得甚少，陈教友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当明之世，全真之显著者多出南方，而北方无闻焉，岂元末北方大乱，于时宫观残毁、徒众星散，遂尔失传耶？”（清）陈教友：《长春道教源流》，《藏外道书》，巴蜀书社1990年影印本，第31册，第119页。我国学术界对全真道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早期研究学者陈垣、姚从吾、孙克宽等人主要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史料文献丰富的金元时期。80年代以后，我国道教研究蓬勃发展。任继愈、卿希泰分别主编了两种道教通史性著述《中国道教史》，前者用一节来描述明代全真道，指出明代全真道不受朝廷重视，政治低落，在传教方面颇为消极。教派略有分化，丹书时有出现，说明该派道教尚有发展活力。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40页。后者将明代全真道分为两个时期：“明初中期全真道相对沉寂，内丹学说继续发展”与“明中后期的继续沉寂到清代王常月龙门中兴”，将明代后期与清代前期放在一起论述。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卷，第463页；第四卷，第77页。陈兵的论文《明代全真道》论述了全真道在明代传播情况，探讨了全真道沉寂的原因，认为明代全真道虽然衰落，但属于全真一系的张三丰等人的著述在内丹学方面有所建树，内炼思想和道风在道教内外有颇大影响。陈兵：《明代全真道》，《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1期。这些对明代全真道的研究均是粗线条的，认为明代全真道整体上处于沉寂和衰落的状况。王志忠的《明清全真教论稿》是第一部专门论述明清全真道的著作。它以全真道的衰落到明清之际全真道的中兴为主线，把视野扩展到整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此书延续了卿希泰《中国道教史》对明代全真道的分期，细化了前人的研究，但对资料的发掘方面并无太大突破。王志忠：《明清全真教论稿》，巴蜀书社2000年版。由于明代史料的匮乏，以上涉及明代全真教的研究部分主要参考了清代《金盖心灯》的记载，但此时学者们也发现《金盖心灯》记载的诸多疑点。例如：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中怀疑以赵道坚为龙门派宗师之说恐系伪托，认为《钵鉴》与《金盖心灯》所述早期全真道历史并无事实根据。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一卷，第200页。王志忠在《龙门派源流考略》一文中考证丘、赵之间传心印、付衣钵之事在时间上绝无可能，并猜测龙门派是在嘉靖帝的崇道背景下，全真道士在秘密授受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全真教改革派。王志忠：《龙门派源流考略》，《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2期。丁培仁在《〈金盖心灯〉卷一质疑》一文认为虽然蒙元初期全真道士已有宗派意识，但从赵道坚到七代王常月之说不可信，龙门律宗“三坛大戒”应从清代开始，二十字派字谱恐怕也是王常月将过去全真道士所使用的法名经选择串起来作为字辈。丁培仁：《〈金盖心灯〉卷一质疑》，陈鼓应《道家文化研究》第2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11页。近年来，尹志华《清代全真道传戒初探》尹志华：《清代全真道传戒初探》，赵卫东《全真教研究》第一辑，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237页。《清初全真道新探》尹志华：《清初全真道新探》，赵卫东《全真教研究》第二辑，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163页。等论文对《金盖心灯》记载的清初王常月传戒的事迹提出了诸多疑点，认为清初全真道的复兴，不是某一个人倡导的结果，也不存在以某个教团、某个地区为中心的全真道复兴运动，不宜过分夸大王常月对清初全真道龙门派复兴的影响。王卡《雍正皇帝与紫阳真人——兼述龙门派宗师范青云》一文运用档案资料考察了清初天台山道教历史，对《金盖心灯》记载雍正之前的天台山龙门派的历史提出了质疑。王卡：《雍正皇帝与紫阳真人——兼述龙门派宗师范青云》，《宗教学研究》2013年第1、2期。这些研究基本上否定了《金盖心灯》作为龙门派早期历史的可靠性。《金盖心灯》的记载已遭到学界普遍质疑，明代全真道的历史亟待重新认识。因此，一些学者试图利用金石、方志及文物资料，来追寻全真诸宗派在各地起源与发展的真实面貌，如樊光春《碑刻所见陕西佳县白云观全真道龙门派传承》一文分析了龙门派在陕北从万历年间至如今不断的传承过程，认为这一系龙门派不是来自龙门律宗一系，有可能是姜善信、马真一一系。樊光春：《碑刻所见陕西佳县白云观全真道龙门派传承》，陈鼓应《道家文化研究》第23辑，生活·新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61页。其《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全真道主要宗派梳理》一文通过田野调查与文献检索，从整体上将西北地区明代以后全真诸宗派的传承与分布进行了概括与梳理。樊光春：《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全真道主要宗派梳理》，赵卫东《全真道研究》第一辑，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218页。杨立志的《明代武当山全真道碑刻考略》杨立志：《明代武当山全真道碑刻考略》，熊铁基《第二届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4页。与梅莉《清初武当山全真龙门派的中兴与武当山宫观复修》梅莉：《清初武当山全真龙门派的中兴与武当山宫观复修》，熊铁基《第一届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2页。根据武当山田野调查发现的碑刻考证武当山全真龙门派的传承，并探讨他们与明皇室的关系。赵卫东的《泰山三阳观及其与明万历宫廷之关系》依据碑刻对明后期三阳观的兴衰、沿革及三阳观果老祖师派与万历宫廷之关系做了详细的梳理。赵卫东：《泰山三阳观及其与明万历宫廷之关系》，陈鼓应《道家文化研究》第2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80页。其《沂山东镇庙及其宗派传承》一文通过对碑刻中的道士名录研究，发现明嘉靖末年，华山派道士唐教玉在此创立了“邱祖又派”，佐证了《诸真宗派总簿》记载的邱祖又派的真实性。赵卫东：《沂山东镇庙及其宗派传承》，赵卫东《全真道研究》第二辑，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274页。吴亚魁的《江南全真道教》一书利用方志文献对江南地区全真教进行总体研究，他使用的“江南”概念充分考虑了江南地区地理的完整性、经济的一体性及独特的文化心理因素，以环太湖地区的“六府一州”作为考察对象。书中的一章对江南明代全真道进行了详细梳理。吴亚魁：《江南全真道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页。王育成的《明代彩绘全真宗祖图研究》一书通过对现存的两套明代彩绘全真祖师图像及附文的研究，认为明代全真道虽然很少有人腰缠紫金，入朝伴君，但社会地位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并不低，尤其是在读书人及部分皇室贵族的思想中，全真道就是道教的代表，在明代社会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王育成：《明代彩绘全真宗祖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郭武《有关全真道宗派“字谱”研究综述》总览了国内外关于全真教宗派研究，指出目前全真教宗派研究存在原始材料发掘不足、解读程度不够等问题，认为诸真宗派研究的突破不仅需要新的支撑材料，而且需要新的认识方法。郭武：《有关全真道宗派“字谱”研究综述》，熊铁基《第二届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页。他的《明清净明道与全真道关系略论——以人物交往及师承关系为中心》一文通过考察明清时期几组道教信徒的交往情况及师承关系，发现他们多数身兼净明道与全真道传承。一些全真道士因生活在净明道文化圈，而渐信净明之说，但并不愿意完全放弃原来所学而试图融合两派学说。一部分道士采取创立新宗派以统摄全真、净明两家学说，另一部分道士未能创立新的宗派，而是两派道士和谐共处于同一道观。郭武：《明清净明道与全真道关系略论——以人物交往及师承关系为中心》，赵卫东《全真道研究》第二辑，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142页。张广保的《明代全真教的宗系分化与派字谱的形成》一文从整体上对元、明时期全真教的宗派传承与谱系进行了考察，认为金元时期，全真教内部已有分化，但无派字诗，明代是派字诗形成的关键时期，并推测全真派字谱形成于明初期偏后。张广保：《明代全真教的宗系分化与派字谱的形成》，赵卫东《全真道研究》第一辑，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189页。他的《明代初期（1368—1434年）全真教南北宗风研究》以内丹修炼为主线，以宫观存在状况及高道活动为铺陈，对明初南北全真教的存在状况、传教宗风进行研究。认为明初全真教丧失其在元代的政治地位后，重新回复了创教初期传统清修宗风，仍然以内丹修炼、传播为中心在社会中广泛活动。由于在内丹修炼中，教徒必须经历云游访道、坐钵一节，所以，在全真道各宫观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张广保：《明代初期（1368—1434）全真教南北宗风研究》，青松出版社2010年版。以上这些研究，为明代全真教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道教学术研究的发展。这一时期，西方学术界对全真道的研究重心主要放在清代，但在研究过程中也会涉及明代的诸多问题。在法国学者劳格文主编的《宗教与中国社会》第二卷中，莫尼卡、高万桑等学者的文章就开始探讨了全真道宗派（尤其是龙门派）及体现其宗派认同、辈分排行的“字谱”之形成等问题。2001年高万桑又与康豹在《中国宗教杂志》编辑出版了一期有关全真教及其宗教认同形成的专刊。高万桑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道教的创造：全真教》中表明全真道在元代已有了显著的认同。由于全真教宫观制度的延续性承认全真祖师传统（派字谱），传戒仪轨，以及在正宗内丹的传承方面，全真教具有“无可比拟的威信”，这种认同延续至今。而意大利学者莫尼卡却不认可这种认同理论，她写的《一部全真道藏的发明：〈道藏辑要〉及清代全真认同》一文批判了高万桑把《道藏辑要》作为全真道藏的说法，对所谓全真认同的延续性提出了质疑。［意］莫妮卡：《一部全真道藏的发明：〈道藏辑要〉及清代全真认同》，赵卫东《问道昆嵛山：齐鲁文化与昆嵛山道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319页。她的《清代全真三坛大戒仪式的创立》认为龙门律宗的“三坛大戒”实际上是中世纪早期道教经典的汇编，“天仙戒”不仅复制了传统灵宝经文的天启式结构，而且还取法了居士的扶鸾坛的设计模式，因此，“三坛大戒”与元代全真道没有关系，所谓的“全真认同”是不存在的。［意］莫妮卡：《清代全真三坛大戒仪式的创立》，赵卫东《全真道研究》第二辑，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204页。在她的《龙门派及其在清代争议的历史》中甚至提出了《金盖心灯》记述的龙门派历史是“边缘”的南方全真道士为了融入北方正统教团而编造的。Monica Esposito，“The Longmen School and its Controversial Histor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John Lagerwey：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Vol.2，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2004.她的这一观点略显偏激，从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明代龙门派的传承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她否认龙门律宗的经典、仪式与元代全真道有联系等观点，还是颇有见地。此外，他们还对我国的一些全真宫观做了田野调查。例如，高万桑的《济源的古全真道教——碑文和田野笔记》Goossaert Vincent，“Le taoīsme Quanzhen ancient à Jiyuan（nord du Henan）：Inscriptions et notes de terrain”，Matériaux pour l'étude de la religion chinoise ，Vol.3，1999，pp.181-203.、康豹的《多面相的神仙——永乐宫的吕洞宾信仰》［美］康豹：《多面相的神仙——永乐宫的吕洞宾信仰》，齐鲁书社2010年版。等，都是利用田野调查的考古资料对全真道的区域历史进行研究，其中亦有涉及明代全真道在当地活动的一些情况资料。日本对全真道的研究开展很早。20世纪20年代，一些日本学者对华北地区全真道宫观开展田野调查。其中，小柳司气太曾入住全真教总部白云观，对全真教徒的宫观生活、仪式运作进行实地考察，他写的《白云观志》中涉及了明代净明道刘渊然一系与全真道之间的关系。［日］小柳司气太：《白云观志》，《藏外道书》，巴蜀书社1990年影印本，第20册。近些年，对明代全真道研究涉及最多的日本学者是森由利亚。他的《全真教龙门派系谱考》一文指出《金盖心灯》对赵虚静律师和伍冲虚律师的记载有虚构的成分，王常月属龙门派，而伍冲虚属龙门别派。作者进一步指出要尊重关于龙门派的创立要晚于邱处机这样的论点，在引用《金盖心灯》作为龙门历史的有效资料时要采取审慎的态度；［日］森由利亚：《全真教龙门派系谱考》，《道教文化への展望》，东京平河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页。《〈太乙金华宗旨〉的成立与变迁》一文考定《太乙金华宗旨》最早为净明道经典，后来被全真道龙门派借用，并认为《金华宗旨》的“回光”说“酷似清初位于毘陵的全真教龙门派（朱云阳派）的思想”；［日］森由利亚：《〈太乙金华宗旨〉の成立と变迁》，《东洋の思想と宗教》第十五号，早稻田大学东洋哲学会1998年版，第43页。《〈邱祖语录〉关于明末清初全真教龙门派系谱观的补足考察》一文对《邱祖语录》的作者与时代做过考证，认为《邱祖语录》非丘处机及弟子所著，而是明代以后龙门派弟子伪造；［日］森由利亚：《〈邱祖语录〉关于明末清初全真教龙门派系谱观的补足考察》，山田利明、田中文雄《道教の历史と文化》，东京雄山阁1998年版，第257页。《明代全真道与坐钵》一文对明代全真教常用打坐方式——坐钵进行了详尽的材料收集，并依据明代的史料文献对钵堂的起源，以及坐钵与内丹法的关系予以讨论。［日］森由利亚：《明代全真道与坐钵》，卢国龙《全真弘道集》，青松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页。此外，一些国外华人学者对明代全真道的研究也颇有建树，如澳大利亚学者柳存仁的《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陆西星吴承恩事迹补考》等文从全真教角度看出《西游记》中包含不少道教内丹修炼的主题，提出作者可能是某位全真教徒或者曾经深受全真教的影响。他的这一创新性的论断极大地影响了国内的《西游记》研究。还有他的《明儒与道教》《王阳明与道教》《王阳明与佛道二教》等论文探讨了道教对明代精英阶层思想的影响，也属于这一领域的拓荒之作。［澳］柳存仁：《和风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黄兆汉的《明代道士张三丰考》首次以专著的形式对张三丰的生平、行迹、道派及著述进行考论。［澳］黄兆汉：《明代道士张三丰考》，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近年来，美国学者王岗在国内做了不少田野调查，他的《明末清初云南本地龙门派》一文对昆明虚凝庵的碑文进行了考察，发现虚凝庵在明嘉靖年间就已有龙门派“真”字辈道士活动，而且一直传承至20世纪中期；王岗：《明末清初云南本地龙门派》，近现代中国社会和文化中的全真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2007年版。《明代江南士绅精英与茅山全真道的兴起》一文探讨了明代茅山全真道派“阎祖派”与明代文坛“后七子”王世贞及江南士人集团的护教有着直接的关系。王岗：《明代江南士绅精英与茅山全真道的兴起》，赵卫东《全真道研究》第二辑，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26页。《明代王侯与道教关系探究：以兰州和昆明为例》一文利用碑刻与地方史料探讨了肃王、黔国公等明代王侯与地方道教之间的关系，指出王公在明朝受到严格的藩禁，虽经济上十分宽裕，但缺少人身自由，崇道者甚多，成为明代道教最庞大的信仰资助群体。王岗：《明代王侯与道教关系探究：以兰州和昆明为例》，黎志添《道教研究与中国宗教文化》，香港中华书局2003年版。其新出版的《明代藩王与道教》一书在之前的基础上从道教仪式、内丹炼养、道书印刷、宫观修建、文字护教等方面对明代藩王与道教的关系做了系统的研究。Richard G.Wang，The Ming Pringe and Daoi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经过上述中外学者的艰辛探索，目前学术界对明代全真道的历史面貌基本上达成了以下共识。第一，明初、中期以降，陆续有全真龙门和其他道教宗派活跃于中国南北，《诸真宗派总簿》所载的许多派字诗在明代已经存在并流传。关于明代全真道整体衰落与沉寂之说需要修正。第二，明代全真教在各地的复兴不是来自某一个源头，而是各自有独立的传承系统。这些系统的发展，大都早于清初王常月的龙门律宗，所谓“龙门中兴”的局面并非完全源自王常月的传戒活动。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对明代全真道的研究仍然还有很大的空间。首先，明代全真道的整体线条还比较模糊，材料发掘仍显不足。尤其是全真道诸真宗派起源等关键问题，目前发现的材料都在明代中后期，缺乏早期的直接而有力的证据，研究结果多是猜测与推论，缺乏令人信服的说法。其次，区域之间的研究不平衡，目前，山东、陕西、四川、湖北、浙江等地对道教田野的调查开展得比较充分，也有较多的地方史料被披露出来。而作为金元全真道传播的重要区域山西、河南等地区对全真道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据笔者实地调查，有很多原始材料还未被研究者所利用。最后，目前学术界倾向明代中期以后，全真教即活跃于大江南北的论断。但对明代全真道兴起的原因，以及具体过程，还探讨不足。有鉴于此，本书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继续从方志文献、文人文集及宗教典籍中寻找新线索，同时利用近两年来笔者在河南、山西等地调研的新碑铭资料，以明代华北地区的全真道为探讨中心，对明代全真教衰而复兴的历史过程进行研究。本书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宏观描述。共两章：第一章为明代全真教衰而复兴的历史背景，主要通过明代宗教政策的变化，以及社会各阶层对全真道的态度，分析明代全真道复兴的外在原因；第二章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检索各地的道教碑铭与方志资料，对明代全真道在全国的分布概况进行描述，从宏观的角度展示明代全真道衰而复兴的全貌。同时，笔者利用在许昌市天宝宫、卫辉市比干庙等地调查的碑刻资料为太一道与真大道融入全真道提供了新的依据，并以许昌市天宝宫的资料为中心讨论了明代全真华山派字谱的形成过程。第二部分为微观探讨。此部分为本书的核心部分，主要是以明代华北地区的龙门派为中心探讨全真教兴起的具体过程。共三章：第三章将笔者新发现的碑石资料与方志文献相互印证，发现在明前期有一支龙门派起源自北京市房山区隆阳宫，在正统年间进入全真祖庭北京白云观管理钵堂，后又传播到河南省境内的王屋山与陕西省境内的终南山。这支龙门派与净明道刘渊然一系关系密切，对研究明代龙门派的形成与传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第四章利用笔者在山西晋中市、太原市、吕梁市等地的调查资料，通过对明代这一地区的几支龙门派的研究，来探讨明代中后期全真道在民间社会走向复兴的内外部原因。第五章以全真道士周玄贞为例探讨明代晚期皇权与全真道的关系，说明了全真道此时已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政治地位较之以前大为提高。第三部分为第六章。主要是在融汇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论文的明代全真教史料，对明代全真教发展的基本特征进行概括，并阐述全真教在发展过程中对明代世俗社会，以及其他道派产生的影响。最后，本书在附录部分附上文中使用的一些碑刻全文，以供读者参考。这些碑文大部分是笔者在山西、河南等地考察时，根据原碑所录。由于笔者水平有限，加之部分碑刻漶漫严重，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敬请诸位方家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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