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园晨集

——经济理论研究生涯的回顾打从1954年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表《过渡时期的国家税收》一书算起，我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时间已有52年。如果加上在此以前在报章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则时间跨度还可以推延得更长一些。如今渐入耄耋之年，创作日稀，把过去的旧作整理一番，出本选集，算是雪泥鸿爪，留下点痕迹；同时也正是经济理论研究生涯的回顾。多年的经济理论研究，涉猎比较广泛。若按时间序列编选，不易反映作者的思想脉络，于是加以梳理，分成对于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的探索、宏观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决策、政策与对策——经济行为的选择三篇。在这三篇中，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篇收录了有关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的文稿。这一改革在我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不过从经济理论探索来考察，在1956年时，在百花齐放的号召下理论界有过一段思想活跃期。当时，我参加由几个中央部级单位组织对上海工商企业间矛盾问题的调查，听了不少企业的申诉，当时和王琢同志讨论，对于正在普遍学习的苏联科学院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阐述的国营企业内部流通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已经越出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之外的观点提出疑问，认为各个国营企业不论是商业还是工业，都是独立的经济单位，彼此之间的经济往来应当是“亲兄弟，明算账”。在此认识基础上写了《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价值和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的理论文章，另外，当时经济趋势，需求大而供给小，然而社会上却有着生产资料应当不断降价和通过降低消费品价格提高人民生活的观点。我认为这些来源于苏联的观点，若在中国实行势必加剧供需矛盾，使紧缺更加严重，为此也写了几篇文章，对认识和尊重价值规律问题联系经济生活实践作了探索。回想起来，当时经济理论界正在趋向活跃，有不少同志在进行冲击禁区的探索，我作为其中的后辈也正跟着做力所能及的努力。如今回过头来看，可以认为是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思想的萌芽。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形成之后方面在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加速工业化方面显示了它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令人为难的商品短缺与商品积压并存、效率普遍不高等问题。不少经济学家企图利用市场来加以解决，在20世纪30年代便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关系问题的理论探索。当然，在苏联随着布哈林等人士的消失，对市场的理论探索很快就夭折了，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是排斥商品和市场，反映市场机制的价值规律的作用被多次否定，把价格看作是“计划的工具”而否认它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更不承认它要“反映供求”，长期否认商品经济或者否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排斥竞争，认为在本质上商品货币关系和社会主义经济是不相容的，主张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逐步地取代商品流通。因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能否结合与如何结合的理论探索，在当时便转移到国外由当时被称作“社会主义同情派”的奥斯卡·兰格等人来进行。兰格以及和他观点相同的一些经济学家肯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化的优越性，同时又认为需要利用市场机制调动微观主体积极性，他们是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最早探索者。由于他们所设想的体制模式和苏联当时实行的体制模式不相同，因而他们也是改革的最早倡导者。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但这种计划经济并不排斥商品经济，而是可以和商品、市场、竞争并存的。在他们所设想的经济模式里，企业有相对独立性，居民有消费选择自由和职业选择自由，以由需求价格所表示的消费者偏好，作为指导生产和资源分配的准则；依靠竞争的机能来确定商品的相对价格，但价格并不直接取决于市场供求，而是由计划机关采取“模拟市场”的办法来加以确定的。兰格所提出的有名的“试错法”，便是由计划机关制定价格，如果不能使供需协调，可以采取“错了再试”的办法，使之逐步逼近市场上由供求关系形成的价格，从而保留“价格的参数作用”。这时候，价格虽然不是直接由市场调节，但却是由计划机关模拟市场参照供求状况来调节的。我国迈向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初期，理论界主流倾向于推行兰格模式。在曾经担任过捷克副总理支持过价格改革的奥塔·锡克来华访问并介绍经验之后，有关部门进行了规模庞大的按照各种利润率价格调整方案的测算。不过由于计划价格的调整程序多、间隔长，而市场供求变动快，模拟市场的“试错法”的路子走不通，笔者撰文指出：“遗憾的是，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少经济学家，虽然坚持了劳动价值论，却往往走向相反的一端，把价值决定代替了价值实现，从另一方面把价值和价格混同了。这是忽视流通问题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表现。应该指出，商品价值虽然是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却必须通过交换，在流通过程中才能够实现。对每一种商品来说，都有着一个价值能不能实现与如何实现的问题。……社会主义生产中商品价值的实现，同样要通过市场，因为市场乃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表现，它和商品生产是同始终的。这样，在商品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在商品追逐货币的过程中，总还是要经历‘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还不免要受市场规律的制约，商品的市场价格不可能恰好等同于价值。”“讨论商品如何定价，只有一句话，叫做‘回到交换去’。离开了实现论，想寻找某一种合理的率，便往往会导致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的混淆。”对于奥塔·锡克介绍的捷克对模拟市场的测算，笔者认为：“面临的要应付的是数以百万计的商品，要计算成千上万的各等各级的生产要素，这个数学问题中会有百万个未知数，要进行若干亿次运算。”捷克“为此从国外进口了电子计算机，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在150万种商品中，仍然只计算了2000类商品的价格”，“是否真正算清，不得而知”。笔者据此对我国所进行的模拟市场的理论价格测算持否定态度，这篇文章发表于《价格理论与实践》1982年第1期。嗣后又一再强调“让价格回到交换”，提出“改革价格必须改革价格管理体制”，“放开价格，转变价格形成机制”，提出了从模拟市场转向实实在在市场的改革思路。不过，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价格体系是扭曲的，尤其是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很低，一旦放开价格，将出现较大幅度的物价上涨，影响人民生活。当时火柴厂生产越多，亏损越大，但是给一盒火柴涨一分钱，讨论多次，未能付诸行动。我和艾中全同志讨论，认为采取工资和物价挂钩措施，使工薪收入阶层在物价上涨时能够得到补偿，可以减轻体制转轨阻力，加快改革进度。我们提了建议，在有关领导支持下进行了系统研究，为此搜集和整理了将近20个国家价格变动和处理工资物价关系的资料，一次又一次拟订工资与物价挂钩的操作方案。当时怕这项研究引起社会错觉，要求不得对外透露，我虽然写了资料、简报与研究报告，都属内部文件，在这本选集中未能有所反映。不过我认为这仍是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如果采取工资与物价挂钩的措施，1988年价格改革“闯关”遭受的阻力不会那么大。理顺价格体系会引起物价上涨，而对于工资与物价挂钩措施又未能实施。于是，我国走上了双轨价格的特殊道路，即计划内的供需按计划价，超产的供需按市场价，价格双轨制在理论界有指责的也有支持的，我则对其不得已采取的苦衷和利弊进行了探索，认为我国采取“渐进式”加“小配套”的改革模式，双重体制以“渐进”方式使新体制由点到面逐步推开，阻力较小，容易早起步早见效。改革措施会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人们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动，采取“一揽子”方式改革，利益关系的变动过于激烈，可能超过承受能力，引起震荡增加改革阻力：而采取“渐进”方式，可在基本维持原有利益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分步骤的调整，化大震为小震，积小胜为大胜，使改革步步为营，最终实现预期的目标。那些原属完全按照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和销售的企业，现在有了对计划外部分产品进行自产自销的权利。可以初步调动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有利于增加生产和供给，缓和供求矛盾、稳定地发展经济。当然，双重体制并存也会带来种种弊病，在新旧体制模式交替过程中，由于旧体制的某些直接行政控制手段放弃后，新体制的间接控制手段没有相应地和及时地跟上，或者是在新体制的间接控制系统形成条件尚未成熟时过早地放弃了直接行政控制手段，会出现两种控制手段脱节的“真空”状态。这往往会导致宏观失控、参数混乱，加剧比例失调和通货膨胀。在双重体制并存的条件下，信号系统特别是价格信号系统发生紊乱，削弱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作用。由于同一种产品的计划内价格与计划外价格相差很大，不少企业在投入上追求低价的计划调拨，在产出上热衷高价的自由销售，于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冲击着国家计划。企业间的经营效果的比较，不仅取决于各自的经营效率，更取决于不同的价格，取决于各个企业与上级主管部门的讨价还价。因此考核企业经营状况的标准，一般只按基数法来确定，这会造成与旧体制相同的“鞭打快牛”的棘轮效应。与此相应，某些地方、企业、单位和个人却钻了双重体制和双重价格的空子，“官倒”或“私倒”等寻租活动滋生蔓延，形成不合理的收益悬殊。从而对我国模拟市场与实际市场并存及其转化演变作了较系统的探索。在第二篇中，收录了有关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文章。在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有：提出了在改革过程中要创造一个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宽松环境，形成一个拥有适当后备的供给略大于需求的“有限的买方市场”。由于在实践过程中的现实是不宽松的现实，经济发展不至一次出现经济过热和总需求膨胀的现象，对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种不同的理论认识：第一种是政策失误论，第二种是体制因素论，第三种是政策和体制两因素论。这三种理论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反映了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批判极“左”路线的流毒开始的，由于历次极“左”路线都片面地强调了人的积极因素，片面追逐高速度，不论是1958年的“大跃进”还是1971年出现的总需求膨胀和与之相关的种种比例失调现象，主观主义的唯意志论导致的政策失误是重要原因，由此产生了第一种理论，认为端正指导思想，转变发展战略，可以在宏观管理中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使经济运行走上稳定发展的轨道。后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人们又作了进一步的思考，认为片面追逐高速度的现象还有着它的体制根源，所以经济过热导致总需求膨胀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时东欧国家经济学家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的著作传入中国，特别是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界发生了较大影响，于是体制因素逐渐兴起。但过分强调体制因素而忽视政策指导思想，认识又是不完整的，所以又产生了体制和政策双因素论。笔者当时持第三种观点。既然由经济体制所固有的经济运行机制造成的买方市场必须通过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才能逐步形成，因此，有必要把目标中的买方市场与模式转化过程中的买方市场区别开来。我们不能要求首先有一个完全有意义上的买方市场以后才开始改革，但在改革过程中还是有必要争取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这种相对稳定的供需总量大体均衡的格局，就是模式转换过程中的买方市场。这种初步的、有限的买方市场与目标模式中的买方市场相比，无论是在总量还是在结构均衡上，都有一定的差距，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它将逐步向目标模式中的买方市场逼近。那么，如何争取模式转换过程中的买方市场形成并使它不断巩固和发展呢？对此有几条可供选择的对策：（1）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2）相应地进行发展模式的转化，使发展战略目标由数量、速度为主转向以质量、效益为主；（3）处理好控制需求与扩大供给的关系，在控制需求时不过分影响供给，在扩大供给时不过分刺激需求；（4）在实现综合平衡或总量平衡时，主要不靠行政干预，而是更多地依靠增强企业的自我调控机制；（5）衡量有限的买方市场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保持物价水平的相对稳定，因为改革而发生的物价水平的上涨应当控制在结构调整的范围内，同时严格限制通货膨胀性的物价上涨；（6）在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有步骤地进行结构改革。总之，与改革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一样，形成稳定的有限买方市场也要有一个过程，但是，宿命地认为改革在完成以前只能在短缺紧张的环境中进行，因而放松缩小短缺紧张和扩大宽松势态的努力，也是不对的。正确的做法是，在通过体制改革逐步消除导致需求膨胀的体制原因的同时，采取有克制的经济战略，控制投资、消费双膨胀，抓紧治理短缺现象，不断创造条件使宽松的经济环境得以实现。在选集中收集了我个人署名的相关文章。至于参加刘国光同志主持的课题组对宽松环境的讨论更为充分，由于是集体研究成果，在个人选集中没有列入。传统理论认为计划与市场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不能结合的，改革派则认为可以结合。那么它们之间应该如何结合呢？过去人们认为，只有计划作用到不了的地方，市场机制才起补充作用。至于市场调节的范围有多大，则又众说纷纭，小到只有集市贸易，大到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内部通过国营商业、物资部门进行的物资流通，讨论非常热烈、非常活跃，先是有过板块结合论、渗透结合论、胶体结合论、宏观微观结合论、板块—渗透多层次结合论等论点，后来又有了重合论、两个全面覆盖论、自由必然论、合力论、风舵论、钟摆论、主辅论、时空论、主导基础论、区分层次论、内在统一论、二次调节论等不同论点，对于计划与市场如何结合作了不同设想的描绘，正式文件的提法也先后有过“大计划、小自由”，“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等提法。这些提法的发展过程大体反映了认识的发展过程。在这些提法中，有的属于人们所设想的改革的目标模式而不是当时所能做到的，有的则属于对现实做法的描绘或者提出目前可供选择的结合模式。从理论上讲，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都是为了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实现资源的最佳利用，两者是能够兼容结合的。笔者在参与刘国光同志主持编写的《中国体制改革模式研究》一书中，对计划与市场如何结合作了探讨，同时又写作了一些论文。笔者认为计划和市场结合的困难，主要是在市场方面。因为当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目标时，并不存在一个现成的可供运作的市场体系。由于传统体制是排斥市场的体制，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从单纯的计划调节转向利用市场因素的调节，再转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调节，会遇到市场发育度低、市场体系残缺不全、价格极度扭曲等障碍，如果这时采取简单化的取消指令性计划的做法而没有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便会出现市场秩序的混乱，产业结构的畸形，而由于国家调控能力减弱，发生经济困难之后更难克服，以至于出发点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益和提高资源运作效益，而结果却可能是事与愿违，效益反而下降。当然情况也不能一概而论，对于那些前后向连锁链短的产品，如蔬菜、瓜果、水产品、日用小商品等放开经营，价格随行就市，确实曾出现过“一放就活、一活就多”的“放开效应”，使长期困扰人们的供不应求的难题得到了解决；然而对于那些前后向连锁链长、增加供给所需投资多、建设周期长的高门槛产品，如钢铁、机电产品等，情况就不是那样了，简单化地取消指令性计划并不能取得“放开效应”，这从双轨制议价商品的状况中可以得到反证。从而表明实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就有一个培育市场建设市场体系的问题。所以从改革的角度来说，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对比，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不是以市场为取向，逐步走向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目标。然而这个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进程要和培育市场建设市场体系的进程相衔接。在计划与市场结合模式的讨论中，部分计划和部分市场的“板块式结合”的模式，被不少经济学家所鄙视，斥之为缺乏理论、缺乏理想的模式，然而在面对种种困难的实践中，实际上它却是可供操作的现实可行的模式。“板块式结合”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部分商品如重要生产资料继续由国家用指令性计划决定产销，在价格固定的条件下采取数量配给方式进行调节。另一部分商品如日用消费品转为面向市场，价格随行就市，通过价格信号实行市场调节。第二种是国家投资实行计划管理，企业日常产供销的经营活动面向市场，大体上以扩大再生产和简单再生产为界线划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范围。第三种是在同一产业部门、同一行业乃至同一企业生产同一种产品中，实行一部分由计划确定产销，价格固定，由计划调节；另一部分则放开由企业自行经营，价格随行就市，由市场调节。以上三种类型的“板块式结合”，在实际生活中又可以兼而有之，灵活组合。笔者在肯定“板块式结合”的同时，又强调迈向市场过程中要加强宏观调控，使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以及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经常保持大体合理的比例，为市场的正常运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达到的，需要由政府进行计划调节。微观层次的经济活动虽然由市场来调节有较高的效率，但也并不是微观活动全都交给市场去调节，政府仍旧要利用各种经济杠杆，间接地影响市场。而且，对于某些部门或某些商品，也仍旧要利用数量信号和配额供给方式进行直接调节。在非均衡的市场条件下，价格信号和数量信号并存，价格方式调节和数量方式调节并用，可以使两者起到互补作用，形成微观活动中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某种“板块式”的结合。某些部门和某些企业的产品是由价格信号和价格方式调节的，另一些部门和另一些企业的产品是由数量信号和数量方式调节的，两者的比重将随市场状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形成微观主体活动中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不断有进有退的“板块式结合”。加强宏观调控，重点是有效运用各种宏观调控手段。适应实际经济运行中的需要，为此撰写了一系列有关财政、税收和金融调控的论文。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不断出现经济过热导致通货膨胀，然而在1997年到2002年期间又曾经出现通货紧缩现象。文集中收入了对这两方面进行讨论的文章。我认为我国出现通货紧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体制性因素，即我国在告别短缺经济之后，微观经济和经济运行环境仍旧处在转轨的过程之中，带有明显的后短缺特征。除了通缩共性之外还具有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发展模式转轨期形成的通缩特点，除了周期性波动和国际通缩传导的影响之外，还有着结构失衡和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再还有体制性的因素，我国出现通缩现象以及与之伴生的种种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源于体制转轨，是体制转轨中的代价，即改革成本。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之路，经济转轨也是渐进的。它表现为两个双重转轨，即体制模式转换与发展模式转换的双重转轨，体制模式转换包含了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轨，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向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模式的转轨；发展模式转换包含了发展的产业重点转移、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二元经济并存向二元经济整合的转轨以及由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转轨。双重转轨于微观基础运行有着重大影响。继而论证了随着投资饥渴症的消失，经济发展从投资推动转向消费推动，从封闭型发展模式向开放型发展模式的过渡，在这个过渡中出现的从进口替代转到出口导向以及资本的引进与资本的外流。微观基础正是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活动的。面对由此形成的通缩，宏观调控的基本方针是扩大内需，关于需求管理的理论及其发展，指出机制转换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需求管理成为主线，但需求管理有其局限性，提出加快结构调整，促使增加有效供给的供给管理对策，并且提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互补与互促。我国过去在相当长时间里，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推动，然而随着需求不足和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企业投资意愿下降。尤其是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还受到市场准入限制和融资约束，投资渠道不畅，因此，除了论证政府通过发行国债扩大投资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改革融资体制、拓宽融资渠道的政策建议。社会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终点是消费，投资于某一领域增加供给是为了满足消费。我国这几年居民消费是增长的，但与收入增长相对比，出现了消费倾向下降的状况，这种下降的原因很多，而制度不稳定预期也起着重要作用，为此要实行从抑制型消费战略转向鼓励型消费战略的对策，以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并且适应补偿性消费增长弱化和消费共振淡化的趋势，鼓励消费。并且指出扩张性财政政策历来是一项短期政策，具有局限性，从公共部门债务状况综合考虑赤字财政可持续性边界，以避免风险的累积。20世纪80年代我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讲授宏观经济学课程。我认为西方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讨论的是年度的宏观经济平衡，有其局限性。我把马克思的经济运行理论及计划经济长远的和战略性的观点融合其中，提出了自己对宏观调控的看法。强调了对各个宏观战略目标的长期、中期方针，会反映在年度宏观形势变化之中，年度调控必须与长远战略结合。后来把讲稿整理修改于1986年出版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是我国第一本关于宏观学的著作。由于这本书不同于只讨论年度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的西方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有人认为它不是宏观经济的理论著作。但其实，我在开设宏观经济学课程时，社会上正批判精神污染并且把探讨宏观经济也称作精神污染，我在坚持开设这门课程的同时，努力寻找不同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论点和角度；与此同时，我国关于经济理论还正处于拨乱反正阶段，如何认识宏观经济运行规律有着不少问题需要澄清，实践中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这更加是讲授和讨论的着力点。由于全书篇幅较大，此次只从书中第二章第三节《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关系》中选录了其中探讨《技术进步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军事工业属于哪一部类》两段。当时在讲授中，指出了从再生产实现条件来考察，军事工业既不是生产资料的生产，也不是消费资料的生产，它从第Ⅰ部类取去生产资料，从第Ⅱ部类取去消费资料，而生产的则是武器、弹药和各种装备，军事工业在社会再生产中只是消耗，而不创造属于Ⅰ、Ⅱ部类的物质财富。我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Ⅰ、Ⅱ两大部类比例关系扭曲，重视重工业生产，轻视农业和轻工业生产，而且当时发展的重工业实际上属于备战的军事工业，它不能推动技术进步也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当时统计指标上的经济发展速度虽快而人民生活得不到实惠的重要原因。讲授时同学们认为颇具新见，但文章未能发表，作为专著出版时遵照编辑要求删去了一些议论，但到今天对于认识不同国家宏观经济运行仍旧具有普遍意义，因此把这两段编入了选集。但删去的部分已散失，无法反映当时议论中的全貌。选集第三篇主要收集了探讨有关决策、政策、对策与经济行为选择的文章，包括了几篇对个人、企业经济行为选择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章。我国曾经有过一段没有选择自由的时期，几亿人只需要一个头脑来思考，个人和企业的行为都由上级来决定，人们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没有迁居的自由，只能作为螺丝钉在哪里拧住便在哪里待下去，而且住房分配和凭证凭票供应使得消费自由也受到极大限制。至于管着劳动者的企业也并无自主决策的选择自由，当时的所谓计划经济实际上是逐级分配生产任务和上缴指标，逐级分配完成生产任务所必需的物资调拨和资金供应。而企业本身并无自主权。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理论研究工作中，笔者所呼吁的就是给个人以选择自由权，给企业以经营自主权。在选集中收录了发表在南京《新华日报》上的一篇《呼唤自由人》一文，其余的观点与此相近的文章就不重复了。经济学里强调的经济人假说，是把利益作为人们选择的唯一目标。然而，人既具有经济人的一面，又同时存在着作为社会人的一面，个人除了对收入即利益的要求之外，还有着安全、享受、受人尊重、参与社交、自我发展和实现理想等多方面的需要，从而在有偿劳动之外还会有种种不求报酬的为社会奉献，还需要有能够自由支配的闲暇以实现自己的爱好。这样人们在获得选择自由之后，出现了选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可供理论探讨的新问题也不断萌现了。企业行为的变化和企业改革的进程相关联，有关企业改革的文章未收入本集中。在这一篇里仅收录了笔者讨论企业行为决策中影响决策选择的管理者生产机制和考评方法、短期投入产出机制、长期投入产出机制、收入分配机制、定价权利和机理等方面，对于企业经济活动中具有的以统计上大数定律形式表现出来的带有规律性、倾向性的行为特征的探讨文章。随着个人经济行为和企业经济行为的选择自由度逐渐扩大，上级的政策需要考虑其影响和可能引起的个人与企业的行为变化，需要预见可能出现的对策然后方能使政策达到预期的目标。正好冯立新翻译了一本理性预期学派的新著，我为其写的序言中把这层意思写了进去。想不到由此遭到《当代思潮》杂志的批判。所幸者是被批判者失去反驳权利的时代已经过去，我理所当然地再度申述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并且由此更加重视对经济生活中的现象从个人和企业行为机制的角度进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分析，例如针对国营企业中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变化以及企业领导人的对策，写了《工资侵蚀利润》；针对财政包干制推行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写了《我国“诸侯经济”的形成及其弊端和根源》；在选集中选入的几篇文章，反映了笔者剖析政策、对策所做的努力。理论研究有“知识”、“见识”、“胆识”三境界。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各门学科各个学派都有自己的源流和阐发解释，学者对于学科、学派的了解程度，反映了自己的知识深浅。知识浅者容易以偏赅全，似乎自己掌握的本本知识可以回答一切。知识深者因具渊博知识贯通中西古今，对问题的研究解答往往作出充分的比较与借鉴。所以治学问者要扩充眼界长进知识。但知识是了解前辈已经说过的话，单有知识，不足以言改革。改革需要破陈规旧矩，闯出新路，这同所有的理论开创者一样，没有洞察事理的“见识”，是不可能创新的。然而，有了“知识”和“见识”，若无敢于发表见解的“胆识”，虽有知识、见识，仍和无知识、无见识一样。当然发表见解要有相应的环境，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意义正在于由此冲破了各式各样的禁区，为理论工作者壮了胆识。这才推动理论大发展，在不平凡的年月里，改革实践和改革理论都有着飞跃的进展，在推进的过程中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回溯起步时的情景，不能不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今胜昔”的变化。整理旧作，回顾走过的历程，是处在经济转型期，我写的理论文章在当时是为冲击禁区而作，还有一些文章是面对转轨中的实际经济问题，以经济学说进行解释剖析，寻觅应对方略。而经济转型期的特点是冲击禁区需要有见识和胆识，然而禁区被冲破后，文章的理论价值便属一般。而实际经济问题则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这样，我在研究工作中始终有落后感，觉得耗费了太多的精力去证明本来已被证明却被扭曲了的事情，而对于真正的新问题的研究却又力不从心，难以兼顾。经济理论研究要求的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穷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提出新的理论假说或者创造新的经济学方法论，这才堪称真正的作出了贡献的经济学家。以此来要求，我虽然在宏观经济理论以及经济行为选择等方面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和见解，却没有坚持下来做更深入的展开，得失之际寸心自知，应该说是限制了向深层次的提高。但是，作为我国经济转型期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多年来孜孜不倦，就是为推动我国的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和同一代人一样，都是努力为此工作着，从而无愧于我们所处的时代。相信处在后转型期的青年一代的经济理论工作者有着比我们这一代人好得多的处境和条件，他们不必为恢复经济学本来的面目耗尽精力，可以在经济理论创新和经济研究方法论创新方面下力气，必定会取得比我们大得多的成就。由此来说，甘心愿做垫脚石，希望寄予后来人，也就没有什么可遗憾了。戴园晨2005年7月

全部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