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光集

刘国光先生是我国老一代经济学家中的翘楚，是当代中国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国光先生自1955年苏联留学归国半个世纪以来，潜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社会再生产和综合平衡问题的研究，具有很高造诣，做出了重大理论贡献。“文化大革命”以后研究重点是在现实经济，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见，受到学术界、中央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与尊重，在国际、国内有着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他长期领导并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课题研究，就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管理等方面问题向中央政府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并逐步建立了“稳健派”、“宽松学派”，在社会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1979年6月，国光先生就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改革模式，指出要破除对计划经济的迷信，主张多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1984年，他提出要为改革创造宽松的经济环境；1985年又提出相互制约、互为影响的双重模式转换；在1988年3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他坚持稳定物价方针不动摇，驳斥“通货膨胀有益论”；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鼓吹者，强调在政府宏观调控下要使得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到更加基础性的作用。自1993年起，国光先生不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职务，改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仍然关注国计民生，每年的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会上都发表有分量的观点，受到社会普遍关注。1997年至2002年期间，他深刻总结了“软着陆”和“治理通货紧缩”的经验，及时提出对策措施，受到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正是由于国光先生长期以来对经济理论和经济决策的重大贡献，他于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国光先生的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1980）、《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1981）、《论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1983）、《中国经济大变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1988）、《改革、稳定、发展》（1991）、《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1996）、《中国经济走向：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经济改革》（1998）、《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2001）、《中国宏观经济问题》（2004）等；合著有《匈牙利经济体制考察报告》（1981）、《南斯拉夫的计划与市场》（1981）、《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1982）、《苏联东欧几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1984）、《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1984）、《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开放和发展》（1987）、《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1988）、《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1991）、《不宽松的现实和宽松的实现：双重体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1991）、《中国经济的两个根本性转变》（1996）等；主编有《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1980）、《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1981）、《深圳特区发展战略研究》（1985）、《海南经济发展战略》（1988）、《体制变革中的经济稳定增长》（1990）、《深圳经济特区90年代经济发展战略》（1993）等。更完整的书目可见本书附录。对于一些有志于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和改革开放历史的同志来说，这份书目是非常宝贵的，据此可进一步查寻检索相关内容。目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在系统整理和出版多卷本《刘国光文集》。对于多数读者来说，阅读多卷本《文集》会有一定难度，他们很希望有一本能够多面而简要地反映国光先生学术思想观点的《文选》。现在这本《刘国光集》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种要求，它较为系统地收录了国光先生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代表性论文，简约而全面地反映了国光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与此前所编的《刘国光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刘国光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等相比，《刘国光集》时间跨度更长，因而也更有系统性和代表性。下面就《刘国光集》的部分文章及背景材料作简要介绍，便于读者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并准确把握国光先生的经济思想。（一）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1951—1955年期间，国光先生在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当研究生，由于志趣契合加之勤奋刻苦，学习与研究工作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由此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功底。《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是国光先生的首要代表作，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扛鼎之作，在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主要研究成果都是国光先生回国之后的几年间完成的，其学术观点之新颖和研究水平之高，当时就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部门的高度重视。选入本集的两篇论文具有代表性：1962年，国光先生在《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比例和速度的数量关系的初步探讨》一文中根据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提出了“刘氏增长模型”，即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投资增长率和投资效率，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表现为生产基金扩大和生产基金利用效率提高上。其特征除了表现在增长速度上外，还表现在部门协调和比例关系上，后者是实现经济增长速度的前提条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论对于反思和批判大跃进中不切实际、不讲平衡的冒进主义是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1962年是值得关注的年份，它是结束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恢复增长的重要转折期，一部分经济学家经历了深刻思想变化之后，开始摆脱极“左”路线的思想束缚，对现实和现行体制进行大胆剖析与深入批判，产生了像孙冶方、顾准这样的思想巨匠。同年，国光先生发表了《论积累对消费资料的需求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对积累的制约》一文，进一步阐述再生产过程中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开启了后来有关综合平衡的重要经济思想。综合平衡思想是有效遏制极“左”路线在经济领域无限蔓延的有力武器。1981年，国内再度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高潮，中央号召全党开展学习讨论，国光先生发表了长文《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原理及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应用》，并收录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这本书中。这本小册子一次发行量就高达13.6万册，影响空前。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及其在实际中的应用，对《资本论》第二卷有关再生产理论作了深入透彻的解释，进一步激发了国内学者深入钻研《资本论》第二卷的巨大热情。顺便指出，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综合平衡以及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实行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石，这种理论渊源是值得关注的。（二）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1979年，国光先生在《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中较早地明确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显示了一个理论家的胆识和远见。他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关系这个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既不是相互排斥，也不是由外在的原因所产生的一种形式上的凑合，而是由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所决定的一种内在有机的结合。为了确保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协调发展，维护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以及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物质利益关系，必须在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加强国家计划的指导作用。这一观点对于理清对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混乱思想和模糊认识，以及各种错综复杂的改革关系具有重要意义。1980年，国光先生在《再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问题》一文中强调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不应是板块式结合方式而是相互渗透的有机整体，指出市场调节不是权宜之计，对市场调节的种种疑虑是不必要的，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不断深入，“买方市场”将逐步形成，价格趋向合理。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和比例，相应地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和比例。有组织的计划协调和价值杠杆的自觉运用是保持宏观经济决策与微观经济活动一致性的最重要手段。（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刻认识1992年，在中共十四大召开前夕，国光先生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的重要文章，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认识，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概念，这是经济学界对经济理论的重大贡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在文中回顾了对计划和市场认识的曲折过程，指出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一种高度发展了的现象形态，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市场起着基础性作用，以市场配置为主取代行政配置为主的方式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所在。对于资源配置手段，凡是市场能够解决的，都要让市场去解决，只有市场管不好、管不了的才交由政府用政策和计划来管。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指导，而且必须借助和依靠它们来弥补市场的缺陷。由于市场经济受到社会制度的广泛制约，不能脱离其社会制度而独立存在，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仍然有着本质差别，表现在所有制结构以及与所有制结构相适应的分配制度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但是，作为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价值规律、供求关系、价格信号、竞争机制上仍然有着许多共同特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实现企业机制、市场机制以及收入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配套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四）“双向协同、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1984年，国光先生针对经济过热苗头和通货膨胀势头提出了“为改革创造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的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要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必须要有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即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有限的买方市场条件。它不同于纯粹以价格“闯关”为主线或以所有制改革为目标的改革思路，而是主张企业改革（所有制）与市场改革（价格）双向协同配套原则，稳步推进改革措施，逐步扩大改革战果，实现渐进式改革。1987年，理论界对中期改革思路（1988—1995）展开了激烈争论，个别专家学者提出了“通货膨胀有益论”，认为“适度通货膨胀是获取高速经济必须付出的代价，只能用适度通货膨胀支持高速经济增长”，国光先生及其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课题组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整顿经济秩序、治理通货膨胀、有选择地深化改革的著名的“稳中求进”的改革方案，与中央政府的意见取得高度一致。1988年初，国光先生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强调“稳定物价”方针不能放弃，力陈治理通货膨胀对策，整理成的《正视通货膨胀问题》一文发表后，激起社会更大反响，也引起某些既得利益者的不满。他的思路和观点的正确性无疑被1988年以后的经济过热及后来治理整顿的实践所证实。（五）从“双重模式转换”到“两个根本性转变”1985年，国光先生在《略论两种模式转换》等一系列文章中指出，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生活中发生的深刻变化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种模式转换，即发展模式转换和体制模式转换。经济发展模式转换是指从过去片面以追求增长速度为最高目标，以外延型增长方式为主、以不平衡发展为主要策略，逐渐转变为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最高目标，以内含型增长方式为主、以相对平衡的发展为主要策略，使增长速度、结构比例、经济效益优化结合，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高效地增长。经济体制模式转换是指从过去过度集中的（行政）决策权力结构、直接控制的调节结构、平均主义的利益结构、政企不分的组织结构，逐步改变为以增强企业活力为核心的多层次决策结构，以经济手段间接调控制为主的调节体系、把物质利益原则和社会公正原则结合起来的利益结构，以及政企分开的组织结构。实现体制模式转换的根本宗旨，就是不断增强企业的动力和压力。一手搞活微观经济，一手抓好宏观调控，才能从根本上治理“投资饥饿症”和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的痼疾，彻底摆脱经济增长过程中“大起大落”的恶性循环。国光先生深刻指出，在我国经济大变动中同时进行两种模式转换，必然是密切关联、相互影响、互为制约的，是相互交错、互为表里的系统工程，这是推进改革和发展的两把标尺，只有双方共同促进，即实现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两个根本性转变，才能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济体制的选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和更新，应成为经济工作始终关注和决策的重要内容。”国光先生这个时期所提出的“双重模式转换”已经孕育着十年之后中央文件所提出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这一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的主要内容。（六）论“软着陆”和“治理通货紧缩”1997年，国光先生《论“软着陆”》一文总结了1993年下半年到1996年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成功经验，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宏观调控方面不可多得的好文章。他指出，在体制转轨尚未完成之时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坚持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同时要保持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既要坚持“总量平衡、适度从紧、适时微调”的方针，又要创造稳定、宽松的经济环境。大力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是医治我国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抑制通货膨胀、搞好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的治本之策。针对1998—2002年期间出现的通货紧缩现象，国光先生认真分析了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特点和条件，查找原因寻找解决方案。他认为，出现供大于求的矛盾主要来自于初步形成的买方市场，以及前期过度投资造成生产过剩，再加上当期需求不足。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保障和各项福利措施不到位，预期支出增加导致当前支出减少。克服通货紧缩的主要措施，一方面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辅之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要促进消费需求，提高消费率。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扩大内需应是长期坚持的方针，扩张性财政政策则是短期政策，需要正确区分二者关系。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力度除了取决于财政自身的状况而外，应视企业自主发展动力的消长而定，并及时地转向中性财政政策。《刘国光集》共收录31篇文章，分专题按发表时间先后顺序编排。除个别文字改动以外，都保持了原文风格。桁林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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