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

汝信当前，在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正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能不能在这场挑战面前经受住考验，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无产阶级政党来说都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在挑战面前，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勇敢地起来应战。不过在迎接挑战的时候，首先有必要弄清楚它究竟来自何方。我认为，有来自不同方面的两种不同的挑战，应该加以区别。前一种挑战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的论敌和“批评者”，他们现在正以超出过去十倍的狂热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空前的大规模进攻，对他们必须给予坚决的还击；后一种挑战则来自现实生活本身，就是说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新形势下确实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对此作出新的回答。很明显，这两种挑战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但又有一定的联系，都应认真地对待。应该指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来自敌对阵营的污蔑和攻击并不是什么新东西。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从诞生之日起，就无时无刻不在资产阶级的谩骂和诅咒声中成长和发展。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是不断地和各种各样的敌人进行思想斗争的历史。一百多年前，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他们只是两个人，却敢于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向整个旧世界宣战。正如青年马克思在《人的自豪》这首诗中所说：“我轻蔑地把手套掷向世界的宽大脸庞，渺小的巨人呻吟着轰然跌倒，但我的火焰不会被它的残骸灭掉。”引自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29页。由于他们的学说代表着现代社会里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体现者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主张彻底废除人剥削人的制度，因此就招致了一切剥削阶级的刻骨仇恨。多少年来，这些剥削制度的卫士结成反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同盟”，为此而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十字军征讨和围剿，叫嚣要“消灭”和“铲除”马克思主义。可是，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却反而越来越发展壮大，逐渐为亿万群众所掌握，而成为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种学说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社会发展和变革发生如此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世界发展进程所起的巨大作用，就连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也无法加以否认。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人类在这一百多年来的实践已经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代表进步人类理想的一种革命理论，而且早已在生活中得到了实现，在一系列国家中取得了胜利。当然，历史的发展往往是曲折的。列宁喜欢引用俄国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它不是那么平坦、宽广、笔直，而是充满险阻、崎岖难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既有高潮，也有低潮，既有胜利，也有失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对全局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当革命形势处于高潮时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而当革命转入低潮时也决不垂头丧气、失去信心。毋庸讳言，近年来形成的国际大气候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积极推行“和平演变”政策，他们利用这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和工作中的失误，大肆攻击和诽谤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特别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打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加紧进行政治思想渗透，把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马克思主义，从思想上解除人们的武装，以便复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则起着里应外合的作用，他们也竭力鼓吹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应该“让位”，妄图动摇广大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由于“和平演变”的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激变，现在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兴高采烈，踌躇满志，叫嚷要对社会主义“不战而胜”，胡说什么要使共产主义在“历史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寿终正寝”，最后“埋葬”马克思主义，并大言不惭地吹嘘要在21世纪用西方意识形态来重新塑造世界。这充分说明意识形态的斗争并没有熄灭，而且这场斗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方挑起的。面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全面进攻，保卫马克思主义已成为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问题上，决不能有丝毫的动摇或退让，而必须理直气壮地同这些思想上的论敌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理有据地驳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诽谤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这种斗争，看来将长期继续下去，直到共产主义最后取得胜利。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千万不要上某些人所宣扬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淡化意识形态”的当。马克思主义是战斗的科学，它是在斗争中产生，在斗争中不断前进的。毛泽东同志说得好，“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0页。马克思主义不怕思想斗争，不怕批评，它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它决心要改造整个旧世界，就不能不批判地对待旧世界的一切，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离开了这种战斗的批判态度，也就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可惜的是，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的这面批判的旗帜被某些人遗忘了，被束之高阁，现在有必要把它重新高高举起。当然，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应该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切忌简单片面，它应该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以科学的具体分析为依据，充分说理。这样的批判才真正具有说服力。除了上面所说的来自资产阶级的挑战外，马克思主义还应当重视现实生活提出的挑战。在某种意义上说，应付后一种挑战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力气。今天恐怕谁也不能否认，近几十年来整个世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还在继续进行。无论是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方面，或是一般人们的生活方式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新情况，产生了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突飞猛进的新发展尤其令人注目，使我们的时代处于新的巨大变革的前夜。在中国，情况也同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导下，我国人民正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进行新的探索。在当前的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也是过去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能不能对这些新问题作出正确的科学的回答，是关系到我们整个事业成败的严峻考验。如果以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他们的时代里就已预见到所有这些新问题，并在他们的著作中为我们准备好对这些问题的现成答案，可以让我们后人躺在上面睡大觉，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的莫大误解。某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正是利用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大做文章，借口经典著作中找不到对新问题的答案而攻击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其实，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总是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革命行动的指南。学习马克思主义决不在于熟练地背诵经典著作中的个别原理和现成的结论，而在于学会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地领会其精神实质，善于灵活地和创造性地运用于实践。因此，要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挑战，只能靠我们自己独立思考，通过刻苦学习，学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永葆革命的青春，就是因为它永远和实践保持密切的联系，总是能够适应于新的历史条件，对出现的新问题作出新的解答，而不断地前进。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必须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随着人类的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而决不能停滞不前。如果发展停止了，思想僵化，故步自封，满足于老一套，它就没有生命力了。马克思主义最尊重辩证法，而根据恩格斯的看法，辩证法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辩证法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因此马克思主义最富于革命精神，它反对保守，勇于创新，永不满足于现状。马克思主义和那些喜欢自封为绝对终极真理的资产阶级学说不同，它公开申明自己并没有结束真理，只是为探索和认识真理提供了科学的手段，为人们在实践中日益接近真理开辟道路。因此，它决不是自我封闭的体系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它能够批判地吸收人类思想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合理的东西，从实践中取得养分而丰富自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把它的普遍真理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曾一度在党内占有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生搬硬套外国的经验，把这些东西当做不可违反的神圣教条，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结果几乎葬送了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总结了这一历史经验，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探索，终于找到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途径，从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也同样证明了这种结合的重要性，凡是结合得好的，就能在工作中取得成功，反之就会遭到挫折。因此，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联系中国的实际，归根到底研究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用来指导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同志曾在这方面作了精辟的总结，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372页。我们认为，这也为中国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方向。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组织一些专家、学者编写了这套《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去研究和阐明我们当前在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文化历史传统等领域内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有些问题国内学术界尚无定论，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丛书》中表达的只是作者个人的观点，值得商榷之处恐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们不吝指正。如果《丛书》的出版能多少引起大家注意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研究中国的实际，那我们也就感到十分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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