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氏家族与东晋政治

一 选题缘起

东晋是中国古代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在魏晋玄风还没有荡尽之时，西晋政权内部变乱四起，北方陷入异族之手，大量北方士族飘落江南。可以说，东晋王朝的建立，是各种社会政治势力、各种社会思潮糅合的结果。对于司马氏来说，中原尽失，不得不与南北大族联合组建政府。对于北方侨居大族来说，必须推出司马氏为国体象征，并联合南方大族以抵御胡马窥江。而江南士族时刻处于矛盾之中，既要联合北来侨族，不至江东陷落异族，又要维持自己在江南的既得利益。

士族政治最大的特点就是维护士族利益。东晋时期，由于士族把持了国家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权力，总体而论，这种政治模式已经在国家政体上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处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的执政士族，施行何种政治对于国家民族的命运至关重要。要想厘清这一点，关注执政士族家族的演变及其动向，以及由这种动向造成的对于国家政治的影响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本文之所以选择庾氏家族作为研究对象，在于这个家族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礼玄双修、积极入世、积极维护门阀士族利益，又具有自身的特性，如以外戚身份依附皇权，在维护士族政治的同时强化集权，维护皇权。史学界一般认为，王、谢等家族是东晋时代最典型的门阀士族。而从维护政治稳定，协调皇权和士权，沟通中央政权（state）与地方社会（society），平衡集权政治与维护士族利益等方面来看，颍川庾氏不仅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更有其特殊性。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将两种看似不同的政治理论结合在一起，在维护士族权益的同时维系皇帝权威和集权政治，延续“王马”政局并巩固之。

本书希望通过对庾氏家族在东晋的从政历程及其对政局的影响为切入点，以家族的兴旺衰败为主轴，以东晋时期的社会大历史为圭臬，窥视出东晋门阀政治的运行轨迹及内在的历史文化意义，以求大家赐教。

南宋陈亮有感于晋宋偏安，如出一辙，山河破碎，吊古伤今。在所作《念奴娇·登多景楼》一阕中发问慨叹：“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历代的学者和士人对于东晋门阀政治，大都抱一种批评和不屑的态度。尤其是对于维护门阀政治的世家大族，世人大多不加认可。

本书的观点是，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其原因主要是：一、东晋时期，门阀士族处于崛起阶段。在其崛起的过程中，门阀士族表现出强大的活力和朝气。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只有门阀士族才能够成为当时的领导阶层。“王马”政治是紧迫形势使然的结果，也是东晋立国的先决条件。二、只有门阀士族才有能力联合各方力量对抗北方强敌。中原华族文明才能在南方得到延续。三、维护江南的庄园经济。门阀政治能够给江南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不至于受到破坏。同时能够最高效地组织和整合社会资源。这对于开发江南，具有制度上的保障意义。四、把优秀的中原文化移植到了江南，促进了多种文化，多种思潮的结合。

那么，庾氏家族作为新崛起的门阀大族，其政治活动对于维护和巩固门阀政治的作用是：一、门阀士族与皇权之间的平衡。如抵制王敦对明帝的压制；反对王导藐视帝王（成帝）权威。维护大族间的平衡，抑制王氏一族独大，纠正了以王氏为代表的维护士族利益化政治道路走向极端。同时，维护皇权的延续性。庾氏辅佐元、明二帝，又拥立年幼的成帝和康帝，使衰弱的皇权得以延续。其对于士族的态度，是将其控制在不对皇权造成危害的范围内。所以说，庾氏维护的是门阀士族与皇权之间的平衡。二、将流民势力基本纳入到政府体系内。庾氏兄弟崇尚严峻的集权政治，对于盘踞在江北的流民武装，逐一加以收编、吸纳。先后把刘遐、苏峻、祖约、郭默、桓宣等流民武装吸收到政府体系中，结束了东晋初年政府和流民之间的羁縻关系，消除了建康门阀政治的一块心病。这对于建康政治的巩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得江北广阔的地域内贯彻了士族的乡论主义体制，门阀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三、通过改善财政（检索人口和土断等）和培养文化力量（崇儒兴教）经营上游荆州，以之作为北伐运动的基地。数次北伐，减轻了江南的军事压力。同时，开启了士族北伐之先声，对于巩固门阀政权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为日后桓温的北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庾氏借助北伐的时机，夺取了另一支流民势力桓宣集团在荆州之北襄阳的地盘，强化了荆州在上游的实力，同时缓和上下游之间的矛盾。在庾氏主政荆州时，并没有举兵向内，而是与建康维持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关系。这与前后主政荆州者的作为大相径庭。四、抑制东晋中后期严重的土地兼并和人口集中。东晋初年，由于江南大片土地的荒芜和劳动力的分散，大土地所有制和豪族庄园制成为发展生产，加速江南土地开发的最好形式。但是随着土地的饱和以及人口的过度集中，这种生产模式越来越显示出其弊端。庾氏兄弟主政后，施行土断和检索人口等政治和经济政策，力图改变这种大土地所有制带来的弊端。虽然受到了南北士族和豪族的反对和抵制，但为国家财政和政权的平稳运作提供了资本，取得的效果不容忽视。五、努力将南北士族拉入门阀政治体制内，使之为东晋政权所用。在“和辑南北士族”方面，庾氏较之王氏也有突破，如其善于笼络中小士族和会稽士族，使得中小士族成为支持门阀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扩大了门阀政治的统治基础。

综上所述，庾氏兄弟通过以上努力，使得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在“王与马”之后得到巩固和发展。庾氏兄弟的从政活动，维护了刚建立的大族门阀政治，使得门阀政治朝着比较良性的方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庾氏对于东晋江左政权百余年历史的延续，起到了其他门阀士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 学术史回顾

1.专著

关于庾氏家族从政方面的文章和著作，史学界论述不多。

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有关于庾氏在江左政治的论述，主要是体现在以下三章。

第一章里解释了“王与马共天下”组合的形成条件，交代了司马睿与王导之“王与马共天下”的初始模板。之后形成的庾氏、桓氏、谢氏与司马氏共天下。在第三章“庾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谈到颍川庾氏的崛起。东汉桓帝时颍川庾乘为门士，郭泰欣赏并提拔了他。庾乘子嶷，魏正始、嘉平间为太仆兼大鸿胪。庾氏门望之起，当自嶷始。庾嶷有弟遁，遁二子峻、纯，《晋书》皆有传。入晋，庾峻为侍中，尚儒学。庾氏家族如果要使门户光大，必须完成由儒入玄的转变过程。庾峻子庾敳是庾氏家族由儒入玄的第一人。与之同辈的庾琛在中原混乱之际举家南迁。东晋时，其子庾亮与东晋明帝联姻，他在东晋元、明两朝的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反对申、韩治国。第二，不支持朝廷用刘隗、刁协诸人制衡琅邪王氏。第三，力抗东晋宗室及其他外戚，以维持庾、王诸士族的政治地位。第四，与王导采取一致的立场，对抗以卞壸为代表的礼法旧族的挑战。第五，企图进一步解决宗室诸王及引流民平王敦一事的遗留问题。上列诸事，都说明庾亮力求维持门阀政治。王导和庾亮共同所起的作用，就是使门阀政治排除了各种障碍，能够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转。另外庾、王两族，以庾怿与王允之为代表所进行的一场争夺江州之争，田余庆先生亦对此做出专门阐述与分析。在取得荆州后，庾亮弟庾翼开始经营荆州之北的重镇襄阳。主要是通过对桓宣的调遣，来达到占领襄阳的目的。同时，庾亮另一弟庾冰出京师，挤走江州的褚裒，庾氏实力发展到了顶点。颍川庾氏势力的积累，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是它的衰败却发生得非常急骤。原因在于庾亮起自外戚，无功晋室，而又措置乖谬，与王、谢家族的历史很不一样。在第四章“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中亦对桓氏家族与庾氏家族的关系做了梳理。桓彝于中朝无令誉。他过江之后，是通过附庸名士和建立事功而发达的。桓氏家族得以继庾氏家族之后兴起，原因在于桓彝预灭王敦有功，又死苏峻之难，形成桓氏家族与司马氏政权休戚相关的背景。桓温尚主，是成帝姐夫，庾氏甥婿，至少暂时能得到庾氏昆弟的卵翼。而中枢何充也很器重桓温，以之作为对抗庾氏的政治力量。穆帝时期，穆帝以何充力排庾氏之议而得嗣立。庾翼本已用长子方之镇襄阳，临终前又表次子爱之为荆州刺史，而何充以桓温代之。桓温在荆的二十余年中，为夺取对建康的主导权，主要是铲除豫州和徐州的异己势力。先后居徐州之任者为褚裒、荀羡、郗昙、范汪、庾希、郗愔，他们都出自高门名士，桓温利用郗愔以平抑庾氏在京口的潜在力量，然后再相机处置郗氏，夺得徐州。文章对庾氏家族在东晋时期的兴衰做一个大致的论述和分析，且能够紧密联系时局，厘清了庾氏家族对东晋政局的影响和作用。

另外，陈明先生的《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以中古士族现象为个案》在其第九章“庾亮：经学政治之遗响”专门论述了庾亮的从政风格。庾亮礼玄双修，是江东颇受到欢迎的一类士族。元帝即位，以申韩救世，庾亮表示出明显的反对。明帝继承了元帝强干弱枝的政策，以其他社会力量牵制侨姓大族。庾亮的经学政治正好符合明帝的治国策略。庾亮一反元帝“申韩法术”和王导“网漏吞舟”的治国之政，代之以“风轨格政，绳御四海”的经学政治并以此为行动指南，对宗室、流民、士族进行治理，但最终归于失败。原因在于庾亮的这种经学政治适合于皇权强大时的两汉，却不适用于社会力量强大的魏晋。相反，王导的“网漏吞舟”的玄学之政却成功了，原因也在于此。该文从元帝、王导、庾亮等人的从政作风入手，对东晋的政治形势进行了梳理。探析出庾氏“风轨格政”经学治国政治成败的原因。

台湾学者张傧生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政治史》从政治史入手，对庾亮兄弟的从政行为有较为系统的论述。该书以传统写作的方式说明了魏晋南北朝时的政治形势。在“第十二章，东晋初年大势”中按照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等皇帝顺序分段记载。在分析苏峻之乱时，对庾亮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大致的分析。庾亮死后，对庾氏兄弟庾翼、庾冰的从政有所交代。

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先生著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一书对东晋初年门阀士族与流民之间的龃龉有所阐述，该书以分析社会阶层分析的角度着手，论述庾亮在巩固门阀政治中所起的作用。王壮弘、马成名著的《六朝墓志检要》虽然没有直接考证庾亮诸人的墓志，但对于当时其他士人有所考证，对于考察庾亮诸人从政有所益处。

王心扬先生的《东晋士族的双重政治性格研究》一书中对庾亮的从政及其心态有部分论述。在其“第三章士族与皇权的振兴：颍川庾氏”中认为，庾亮除了维护江左门阀大族的利益外，还努力维护皇权的权威。在镇压宗室、流民等的政治活动中，都体现出这一政治理念。作者一反传统的思维，从维护皇权的角度上对江左士族进行分析。立意新颖，见解独到。笔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东晋士族的双重政治性格研究》一书的启发，试图以更加广阔的视角和更加具体的研究来探讨整个庾氏家族的集权与维护士族利益两种政治性格。

2.论文

张国安先生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晋明帝末年统治集团内部的一次斗争》一文阐述了东晋明帝在强化君权、恢复皇帝的统治地位方面的作为，但是明帝不久病危，使得矛盾被推向了白热化。而被明帝托以后事的庾亮却通过铲除宗室，使得大权又回到了士族的手中。明帝加强君权的一番心血付诸东流。张国安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另一篇论述庾亮的文章《庾亮专权与东晋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认为，庾亮强迫苏峻到中央任职的真实原因，是庾亮在和陶侃的斗争中，为加强自己的实力而图谋剥夺苏峻的兵权。这只是对付陶侃斗争中的一个小的环节而已。后来由于苏峻奋起反抗打破了庾亮的计划，没有使之演变为又一次荆扬之争。东晋的每一个执政者都要考虑中央和落镇（主要是荆州）的关系。对于庾亮来讲，也就是和陶侃的关系。庾亮对于南方寒人出身的陶侃是轻视和不信任的，陶对庾也有强烈的敌对情绪。庾亮当然不愿这种状况长久地持续下去，这必然成为庾亮考虑的首要问题。庾亮虽有心改变东晋初年的宽政弊端，但在上述历史条件下，这绝不会是征召苏峻的主要原因，而是有其特殊的政治意义。其原因在于庾亮对苏峻的忠诚不放心。同时庾亮认为招进苏峻，自己已做了充分准备，不会引起大的波折，因为前已有平定刘遐部属作乱的先例。平定苏峻之乱的结果是：王导代替庾亮重新执政，陶侃的地位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显赫，这都出乎庾亮的预料。庾亮加强中央集权，建设良好统治秩序的愿望，由于其步伐太快、措施不当等，政策得不到贯彻而失败，无怪史称其“智小谋大”。但是流民这股势力基本上被清除出领导阶层，最终形成了皇帝垂拱、门阀士族掌权、流民出力的门阀士族政治格局，东晋社会得以和平发展。

另外，孟繁冶先生的《汉魏晋南朝时期颍川鄢陵庾氏家族源流考》一文对汉魏晋之际颍川庾氏家族的源流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考证。庾姓之源，起于职官。正史中颍川庾氏的出现是在东汉。本文考察了庾氏始祖庾乘的渊源，庾乘于汉末，征辟并不起。庾氏门望之起，当自庾乘子庾嶷始。庾嶷有弟遁，遁二子峻、纯。对过江之后，庾亮兄弟的崛起做了一个大致的概述。阐述了庾亮、庾翼、庾冰、庾文君的从政经历。又论及庾氏第六代传人如庾亮子彬、羲、酥。庾冰的七子一女：希、袭、友、蕴、倩、遍、柔、道怜。庾翼之子方之、爱之等人。经过废帝年间的政治变乱，庾氏家族已明显地由兴盛走向衰落。第七代七人显于史书的是庾羲二子：凖、楷；庾酥之子恒；庾统之子玄之；庾希之子攸之；庾友之子叔宣；庾蕴子廓之。综上所述，庾氏自东汉至南朝历13代，凡74人，经历了近400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这个家族的历史演变过程：该家族萌生于东汉，崛起于曹魏、西晋，隆盛于东晋，衰落于南朝，经历了不同的四个历史阶段。

作为上文的姊妹篇，孟繁冶先生又在《许昌师专学报》上发表了《论颍川鄢陵庾氏之崛起》论述庾氏的崛起问题。文章分上下两篇。上篇认为正是东汉的品题标榜之风为庾氏家族提供了历史的契机，使得先祖庾乘为家族的兴起奠定了基石并以此为机缘，初肇家族之兴。庾氏家族自魏至西晋有一个长期的积累和逐步发展的过程，到东晋之际勃然崛起。其实在西晋时期，庾氏家族已显示出厚重的政治实力，只是这一现象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作者从三个方面说明这个问题。第一，西晋时期，庾氏与司马氏建立关系。关键人物是庾亮之父庾琛。第二，西晋时庾氏家族就在朝中形成了以庾纯为首的政治势力。第三，以附表的形式将庾氏之仕宦婚姻表现出来。下篇则认为西晋时期的孝友礼法是庾氏兴隆昌盛的又一重要因素。庾氏孝友德行在晋代有突出的社会地位，第四代传人庾衮为其典型代表。庾氏家族有如此显赫的政治声势的原因在于，他们都具有相对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文化水平。文章分析了自先祖庾乘到庾亮等庾氏家族诸人的文化修为与从政之间的关系。从庾氏家族不同的发展阶段讨论了社会风气、政治、文化等因素在该家族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历史意义。这些交错复杂的因素渗透于庾氏家族发展的全部过程之中，铸成了该家族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特征；反过来，家族作为古代社会的基本群体又以其自身的表现，生动地体现了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由此而论，我们可以说：庾氏家族之所以成为庾氏家族，是因为时代造就了他们，而他们也影响了时代。

李济沧先生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上的《论庾亮》一文认为，之所以选择庾亮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理由。其一，以《晋书》为始，历来治史者多站在“外戚”这一角度上述论庾亮及其一族，并以此裁断其政治政策，但如果平心地看庾亮及其弟庾冰、庾翼的政治志向及政治行为，就会发现，这种视角失之偏颇。其二，田余庆先生论庾、王两大家族之间的争斗，从维护各自家族的利益着眼，诚为不易之说，但似乎留下了从政策论的角度进行审视的余地，而这亦有助于我们多方位把握庾氏政治及其特征。其三，《晋书》对庾亮政治有一句评语：“任法裁物，颇以此失人心”，作者想进一步分析“失人心”的原因所在，并借此对东晋的政治、社会结构以及政治史研究的视角问题作一个探索。文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庾亮的从政生涯及其政治理念做了梳理。第一，咸和前作为“元舅民望”的庾亮的从政。此时的庾亮，有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和名士打成一片，如与王导、谢鲲、桓彝、温峤等人关系都较为紧密。第二，庾、王相争的实质。第三，“任法裁物”与“威刑”。第四“失人心”考。最后，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庾氏的努力并没有成功，相反获得了“颇以此失人心”的批评。看来，政治与社会构造的同时把握，应是决定东晋政治决策时的一个关键。作者的另一篇文章，《六朝门阀贵族制度与地方政治》从门阀贵族制度与地方政治的关系的视角出发，对庾氏兄弟从政之风进行了论述。

李琼英发表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东晋庾氏兄弟的“任法裁物”主张为何失败》一文将王导“愦愦”之政与庾氏兄弟施政的比较。作者认为，与王导不同的是，庾氏辅政，有感于东晋的积贫积弱，主张“任法裁物”，采取比较严厉的方式，重振皇权。如对于“狼子野心”的苏峻，给予讨伐。庾翼为了北伐，一方面安置流民屯田，准备军粮，另一方面征发自己所都督的六州士庶的奴童及车牛驴马，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庾冰执政，颇任威刑，检索豪强地主、世家大族的隐户，引起他们的不满。庾氏的失败，不仅因为触动了世家大族的利益，还在于他们没有很好的施政艺术，没有洞察东晋初年的政治平衡且急躁冒进，最终导致了失败的命运。作者的另一篇文章《论东晋外戚》统计了东晋外戚中的士族阶层出身情况，也对外戚之庾氏的崛起作了分析，并对其的政治作用做了一个大致的探析。

厦门大学赵燕的硕士毕业论文《汉魏六朝颍川庾氏家族与文学》从基本史料入手，试图对庾氏家族成员思想、人格及具体作品进行研究，探讨在魏晋南北朝纷繁多变的时局和社会思潮下，颍川庾氏家学、家风的形成演变及对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影响。其发表的《颍川庾氏文学创作中的玄佛思想》一文认为，作为东晋四大文艺世家之一的颍川庾氏，对玄学、佛学的进一步发展融合推波助澜：家族成员与佛教名僧广泛交游，有力促进了佛教与士族的结合。玄佛思想对庾氏家族成员文学创作影响深远。其家族中人所做的各种文体都有佛教教义的印记。

许潞潞载在《文史》上的一篇文章《试探东晋庾氏家族迅速衰落的原因》从庾氏家族的出身、庾亮兄弟的为政方式、个人素养、个人性格、他们下一代的情况以及外部条件来分析这个家族迅速衰落的原因。周伟明《东晋颍川庾氏家族研究》一文结合庾氏的家世家风、庾亮的意识形态、庾氏家族的崛起及庾亮的政治活动等几个方面对庾氏家族的从政活动作了大致的论述，并对庾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庾亮作出比较中允的评价。郑州大学孙文祝硕士毕业论文《陶侃和东晋初年政治》对陶侃和庾亮的关系也有所论述。

本书之所以选择以庾氏家族与东晋政治为题进行论述，主要的原因在于。

一、通过对学术史的回顾，我们大致了解到前人的这些文章，要么以庾氏家族的家学渊源为论述出发点，要么以庾氏在政治上的作为着力点，再么专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论述庾氏在文学界的历史地位，在论述的深度上，亦颇为有力。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篇文章对整个庾氏家族在东晋时期的从政生涯做一个系统的论述和总结，本书欲在前人的基础上，详细讨论庾氏家族在东晋时期的从政经历和政治作为，探讨东晋末年因何而衰败。希望从另外一个角度，对于庾氏家族的从政做一透彻的分析和理解，同时，通过对于庾氏家族从政的分析，从一个侧面对东晋时期的政治生态再做更加深入的探讨。

二、庾氏家族颇具特点。庾氏家族发契于东汉末，崛起于魏晋之际。一开始便是以儒家忠孝观为主的经学士族。只是到了两晋之际，随着玄学思潮的不断涌现以及从政入仕的需要，庾氏才逐渐转变为儒玄兼宗的玄学士族家庭。但庾氏的家学家风，深深地打下了前辈人的传统烙印，其儒家的经学主义作风依然是家族内心深处的潜流。另一方面，庾氏是靠着与司马氏联姻才跻身于东晋政坛的执政士族行列，其从政时，就不可能像王、谢等一流大族那样不需依靠皇权就可自强自立。这就决定了庾氏与司马皇权之间共生共荣的关系。庾氏一面以外戚身份控制皇权，另一面又必须依附皇权。在这个过程中，庾氏维护皇权，进行集权的政治特性又表现得较为明显，此其一。其二，庾氏既以士族身份入仕，其谋求的当然是家族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对整个士族阶层权益的维持和保护。这一点则表现出庾氏维护士族利益特性。正是由于庾氏家族如此特殊的家族背景，其将维护士族利益与中央集权矛盾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可能。但这两种特性是分阶段性的。在庾氏没有直接掌控皇权之前，其表现出以维护士族利益为主流。而完全掌握皇权之后，其从政时则不可避免地表现出集权特征。总体上而言，庾氏的集权特性要大于维护士族利益特性。这是庾氏不同于东晋时期其他执政士族的特点之一。上述各种矛盾时刻影响着庾氏的从政，加上执政能力的不足和作风上的冒进，庾氏的政治做派和行为被后世很多史家所诟病。

三、庾氏家族虽然在政治作为和家族名望上不如王、谢诸族，但其对于东晋中前期的政治影响不能忽视。这种影响和作用是本书要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

鉴于以上几点，笔者认为，深入研究庾氏家族及其从政历程有着重大的意义。其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东晋政治史以及东晋之后的南朝政治史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 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1.研究重点

本书的研究涉及东汉、魏、西晋、东晋四个时期。本书重点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庾氏具有外戚、士族两种不同的政治身份，由这两种不同的政治身份导致的政治性格怎样对东晋政局造成影响；庾氏在维护皇权政治与士族政治平衡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同时，政局的变化怎样影响家族的盛衰起伏。

2.研究难点

本书的难点在于：关于魏晋时期的史料本来就不多，而关于庾氏从政入仕的存世文献则更少，缺乏家族史研究的客观条件。很多关于本家族人物的从政和生活细节都已模糊不清甚至难以考证。基本史料只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世说新语》《宋书》《南齐书》《陈书》《南史》《全晋文》《高僧传》《资治通鉴》《晋阳秋辑本》《众家编年体晋史》《通鉴纪事本末》《读通鉴论》《太平御览》《太平广记》《隋书》《九家旧晋书辑本》《廿二史札记》等文献资料。而要从这些为数不多的文献中提取出有价值的资料，需要一个全盘的把握和掌控。同时，由于研究政治史的论文论著较多，要在思想和理论方法方面有所突破存在一定的难度。本书力图通过对现存文献的考察考证，尽量还原庾氏家族在东晋时代的政治作为和生活状态。

3.创新点

通过对学术史的回顾我们大致了解到前人关于庾氏家族的文章，大部分将其放在魏晋时期的整体政治中加以阐述和分析。缺乏对家族意识形态、政治作为的思想根源、家族作风做派的历史原因等方面加以考察。在微观性和系统性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

创新点之一：在研究方法上，本书把家族史、政治史、思想史等专题研究糅合在一起，打破以纯粹家族史或者政治史为唯一研究目标的藩篱。系统地将家族史研究与政局演化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研究。

创新点之二：找出家族衍化的基本脉络，分析大环境与时代背景，将庾氏家族族人的政治作为放在魏晋时代大历史环境下加以考察。考察庾氏家族如何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玄学和儒学两种传统，在政治上形成外戚和士族两种身份，以及如何由于文化、政治等方面因素对其行政产生影响；对于这种政治行为方式的形成原因、作风做派、行为模式、意识形态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影响加以分析；同时，政局的变化如何对庾氏家族的思想意识、家学家风、行为方式等产生作用；庾氏家族在维护“王与马”式的士族与皇权政治方面如何起到自己独特的政治作用。其与琅琊王氏、谯国桓氏、庐江何氏等士族在执政方面的异同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