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先生八十五华诞纪念文集

朱大渭今天参加尊敬的何兹全先生八十五华诞学术座谈会，我感到非常高兴。何先生是誉满中外的著名历史学家，他是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又是中国秦汉史学会、唐史学会顾问。首先，我谨代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会和全体会员，对何先生八十五华诞表示热烈的祝贺，祝何先生、何师母健康长寿！祝先生今后在学术上作出新的贡献！何先生作为我们的长辈，60多年来在史学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学术论著丰富，研究领域宽广，对先秦至魏晋的历史都有很高的造诣。他有四部专著：《秦汉史略》、《魏晋南北朝史略》、《三国史》、《中国古代社会》；两部论文集《读史集》、《历史学的突破、创新和普及》。他还主编了一部包括他自己论文在内的《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论文集。我想就何先生在其论著中所表现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简要地谈三点意见。一、让史料说话，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史原则。这是何先生自己讲的，他也是这样做的。先生治史，广博精深，笃实谨严，其论著论据充分，论证严密，论断平允。所有论著都能围绕主题分析入微，并潜心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探求。他在论证历史问题时，不仅引用资料丰富扎实，而且解释较为准确，没有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弊端。史家研究历史，乃是主观认识与客观历史实际相统一的过程。史家主观认识是否高明，除了决定于本人掌握材料的多寡，论证问题的能力，以及学术功底和学风等多种因素外，还有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何先生以一位大家的风范，公开提出：“史学家应当认识并承认自己是有偏见的，但应努力学习改进认识客观的能力，减少偏见，使自己的著作符合客观真实，接近真理。”《中国古代社会》，第3页。何先生在运用史料，论述问题，提出见解的过程中，都能自觉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注意克服偏见，使主观认识尽可能符合客观实际，因而其论著中的见解多能切合历史真实。二、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研究历史。何先生在解放前已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当时关于魏晋南朝的军制、魏晋社会形态的论著，已经包含有唯物史观的理论。在何先生学术生命风华正茂之时，1949年新中国如沧海旭日喷薄而出，他以一颗赤诚的爱国心毅然从海外回国，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此后，他更加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哲学方法，并灵活运用于学术研究之中，使其学术研究展现出新的风貌。在文化大革命前，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史学界一方面对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强调过分；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搬硬套，削足适履，或贴标签等弊病广泛流行，甚至有的大家也不例外。在何先生的论著中，我们却很少发现受这些弊端的影响。他真正能够做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他的论著既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精神，又绝少生搬硬套的毛病，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水乳相融。正如何先生所说：既要坚持马克思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原则，又必须深入研究各个国家民族历史发展的个性、特殊性，因为共性寓于个性、特殊性之中。个性、特殊性研究得越透，对共性认识也越坚实。《中国古代社会》，第3页。何先生以其学贯中西的渊博历史知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既能掌握世界古代史的共性，更能深刻地揭示中国古代史的个性、特殊性，并将二者加以比较研究。对此，他既注意不夸大特殊性，而又能克服对共性的公式化倾向，从而表明其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品位。何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可以说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典范论著。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地域广、历史文化特别悠久、各种历史因素都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他同欧洲一样是历史发展的典型。因而何先生通过对中国古代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三种社会形态更替规律的深入研究，从各方面提出了全面而系统的观点，从而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规律的理论。三、关于何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由于何先生治史的上述两大特点，决定其学术成就巨大。他的研究重点虽是魏晋南北朝，但对我国古代从夏商到魏晋所包含的三种社会形态的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都有深入的探讨和精到的见解。如他认为夏商是部落联盟的原始社会时期；西周春秋是由部落联盟到国家的转化时期，即早期国家出现的时期，也即由原始共产社会开始向奴隶制过渡时期；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以部落为基础的早期国家进入古代社会（指奴隶社会）的时期，也即由过渡的奴隶制向发展的奴隶制转变时期；东汉到魏晋是中国历史由古代社会进入中世纪（指封建社会）时期。何先生在80年代后期撰写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是他一生研究历史的总结性论著，其主要学术见解基本上都集中在这部书里。何先生在论证上述社会形态的变化发展中，是从整体上把握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关系发展状况，城市货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兴衰，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特点，国家法权的性质，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等展开论述，而且同世界历史作比较研究，从而加强了对各个研究领域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并提出了各个社会阶段的基本特征。如战国秦汉中国奴隶制发展期，其特点为：（1）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在整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2）以占有和使用奴隶劳动的商人、地主显贵，通过交换、高利贷剥削小农，使小农和小农经济破产；（3）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的斗争，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变为奴隶，是我国秦汉时期社会斗争和变化的主线，一切政治、社会、经济、思想活动和政策制定都围绕着这根主线转。《读史集》，第4页。在论述汉魏之际中国历史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时期，又揭示五个方面的特征：（1）由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2）由自由民、奴隶到部曲、客；（3）由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4）由民流到地著；《读史集》，第8、9页。（5）由积极的面对现世的思想、世界观，转化为消极的面向来生的宗教世界观。《中国古代社会》，第439页。何先生所论断的上述中国古代社会的分期时限和特征，虽是从中国古代固有的社会历史实际出发，但它同世界古代史的共性原则基本相符。何先生关于汉魏封建说提出的时间最早，其分期时限和特征论述，中间虽略有变化，其主要见解则前后基本一致，而且其论证最为全面系统，他是汉魏封建论的创始人。何先生关于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分期论点，同唐长孺、王仲荦两位大家基本相同，而又有所差异。我认为，何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分期问题的一系列观点，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和中国古代历史实际的坚实基础之上的，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一定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此外，何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魏晋南北朝。关于魏晋南北朝史进行现代意义的科学研究，是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的。第一代学者以陈寅恪、汤用彤、吕思勉三位先生为代表，他们上承乾嘉学派学术之精华，兼摄当时西方社会科学之营养，各自在魏晋南北朝史专题、专史、断代史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是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和先驱者。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这片学术领域中出现了第二代后起名家，其中以唐长孺、业师缪钺及周一良、何兹全、王仲荦、韩国磐等先生为代表。他们或论考双精，或文史兼善，或学贯中西，或变通今古。同时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研究历史科学，从而把魏晋南北期史的研究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在社会经济形态、土地所有制形式、阶级及阶层结构、门阀士族制度、民族与民族融合、农民战争、历史人物评价等新拓宽的领域，他们作出的成绩尤其突出。就总体情况而论，此一阶段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都超过了前人。可以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发展成为科学体系，在这一阶段已基本上奠定了基础。何兹全先生在全面论述中国古代社会而创立的汉魏封建论学派，以及他作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发展成为科学体系的主将之一，这两个方面杰出的学术贡献，奠定了他作为中外著名历史学家在中国史研究中的显著地位。何先生待人宽厚热诚，奖掖后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我在同他的长期交往中，问难解惑，受益殊深。何先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和科研事业，其品德文章堪称楷模，是大家学习的榜样。我们庆祝先生八十五华诞，并开这个很有意义的学术座谈会，主要的在于继承和发扬他品德文章的楷模精神，从而把历史科学不断地推向前进，使其适应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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