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出版史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实习生 杨艺馨 发自上海

“外国人写的中国史，有的比我们自己人的书更耐读。比如费正清的《剑桥中国史》，比我读到的中国人编写的中国史好得多，比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作家杨争光在回顾自己30年阅读史时说。
无独有偶，和他有同样感受的有雷颐、吴晓波、秦朔等学者，借助费正清的眼睛，他们反而认识真实的中国。在30年来的阅读调查中，《剑桥中国史》是中国学者们书架上的必选书。
2010年1月8日，即将面世的《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的新书封面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亮相，成为人文社科书里的亮点。和它摆放在一起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修订出版的《剑桥中国史》11卷本。

中国通史需要改写

“《剑桥中国史》是我们出版社的镇宅之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策划部主任王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78年，在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基础上创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胡乔木决定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专门出版高品质的人文社科图书。“胡乔木当时说，‘如果有哪本优秀著作他们不出，你们可以弹劾我’。”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回忆说。
1980年，社科院历史所把《剑桥中国史》列入出版对象。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出国外的图书不用征得作者和原出版社的同意，也不用支付版税。1985年2月，《剑桥中国晚清史》按照当时的惯例出版了，立刻在学术界引发了反响，第一版很快卖光了。
王俊义觉得《剑桥中国史》给中国学者带来一种新的视角。“中国史学家学术研究受政治干预多，用机械唯物主义观念写历史，总是先写农民运动，文字也比较干巴，可读性不强。胡绳的近代史用三大高潮把历史简单化了。”
王俊义记得当时季羡林说过一句话，“过去的中国通史都需要重新改写，那是在极左思潮下适应当时政治的产物。”在王俊义看来，《剑桥中国史》很不同，比如对隋炀帝相当肯定，开运河，发展经济，多才多艺，会画画写诗。“我们的历史不可能开一章节写女性、家庭，它却进入社会深层，展示宫廷妇女和民间妇女的历史画面，有很多细节。史景迁受后现代影响，用文学方法写历史，更生动。”
1985年4月，《剑桥中国晚清史》第二版上市。当时的思想氛围比较开放，《剑桥中国晚清史》的正文和插图中很多所谓“中国本土（本部）”、“满洲”、“清朝治理区”等和国内不同的说法，均采用照字面直译，未加改动。“不言而喻，这决不表明中文版编译者同意这些提法。”不放心的编辑还在当时的出版前言里声明道。
虽然书卖得很好，但相隔很久才出版《剑桥中国隋唐史》。原因是翻译者认为难度大、稿费低，积极性不高，直到当时总编辑郑文林开会向译者宣布提高稿费，翻译进度才加快了。1990年12月，《剑桥中国隋唐史》出版；1992年2月出版了《剑桥中国明代史》和《剑桥中国秦汉史》，8月出版《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98年7月出版《剑桥中华民国史》，8月出版了《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等。
《剑桥中国史》成为了当时的畅销书，在当时的一年一度的全国图书订货会上，这套书的订货码洋竟然占到了出版社年订货码洋的一半。
看着书卖得好，别的出版社也动了心思。1992年，当中国社科出版社正准备出版《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时，上海某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已经上市销售了。这等于是抢了社科出版社的先机。不过，社科版的该书随后也得以上市。
王俊义当时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终审。“这本书从1966年写到1982年，基本上没有大的删节。”
到出版《剑桥中华民国史》的时候，中国参加了世界版权公约组织，国家版权局下达了一个通知，过去各出版社出版的翻译著作只能“自动”保护到1997年，以后再出版或再卖翻译书，一定要取得该书的原著作权。
当社科出版社找到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希望能够购买中文出版权时，不料剑桥已经将中文版权卖给了台湾南天出版社。经过马拉松式的谈判，社科出版社最终拿着政府下发的批文，以5%的版税拿下了《剑桥中国史》系列图书中文简体字的出版权。“我那年去台湾开清代经学的研讨会，冒险带了十来万美元，要给南天的老板魏德文，那是几个版的版税。我带着生怕丢了，到了就赶紧约他。”王俊义回忆说。
2003年，中国社科出版社推出了11卷本新版《剑桥中国史》，在对内容进行修订的同时，还对图书的整体包装进行了统一风格的设计。2007年，《剑桥中国明史》下卷出版，2010年，《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即将出版。

中国出版与剑桥同步

费正清和崔瑞德是1966年开始策划《剑桥中国史》的。当时他们根本没有料到，自己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发展成一个编写长达近50年的计划，更没有料到，这套由西方学者编写的中国史居然会在中国出版。
“我从未料到情况会发展到这一步。”崔瑞德回忆说，1966年，他和费正清向剑桥大学出版社提出建议，编写4卷本的《剑桥中国史》，对用西方语言撰写成的中国历史研究做一个总结，以满足当时西方学术界的迫切需要。
在《剑桥中国史》出现前，西方只有两部中国通史。一部是23卷本的法文版《中国通史》，作者是法国耶稣会神父约瑟夫•德•毛利斯•德•麦拉于1731年在北京完成的。第二部中国通史是德国人奥托•博兰克根据朱熹《通鉴纲目》和司马光《资治通鉴》翻译、编写的5卷本《中华帝国史》，这两本书差不多写到元代就结束了。其他的就只有薄薄的《中国简史》了。
在崔瑞德的时代，中国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遥远的国度。当时，欧美只有25位从事中国研究的教授，除了哈佛的燕京学社外，西方大学里甚至没有专门的中国研究中心。直到二战爆发、珍珠港事件后，英国和美国才开始制定大规模的培养计划，挑选一批素质好的年轻人学习中文，并开始设置专门的中国研究课程。这个计划在英国大学里培养了一大批的中国研究者。因为1949年后中国的严格限制，他们只能去台湾、东京等地去学习中文。
经过长达两年的等待，196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联合体同意崔瑞德和费正清的建议书，并且指定让他们二人担任总编辑。而到这个时候，崔瑞德的野心发生了变化，他们准备编写6卷本的中国通史。费正清负责19、20世纪的中国史的后两卷，崔瑞德负责1800年的前4卷编写工作。“我们一开始就一致认为，筹划中的《剑桥中国史》必须经过编审，各部分之间在读起来的时候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但是我们不要求具体章节的编写者接受我们对历史的解释和立场。”在崔瑞德的回忆中，为找到最合适的撰写人，他按照当时的惯例邀请天南地北的撰稿候选人参加，在剑桥大学举办《剑桥中国史》的专门会议，审读提交的论文，并选出最合适的撰稿人。
当时既没有电脑，也没有传真电话，分散在欧洲、亚洲、美洲的撰写者们各自为政，因为撰写者水平参差不齐，交稿时间一拖再拖，最终用了6年的时间，才完成全书的编写。崔瑞德又用了很长的时间进行编辑校订，直到1979年，《剑桥中国隋唐史》才正式出版。
这十年里，作为他们研究的对象，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运动里。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基本上都停止了活动，他们准备邀请的中国学者在运动中都没了音讯。“我们根本不能与他们联系，如果我们这样做，会使他们身陷囹圄。”最终，早期的《剑桥中国史》没有一个中国大陆学者参与撰写，以西方学者为主，吸收了黄仁宇、余英时等华裔学者。
直到1979年，《剑桥中国清史》出版后，崔瑞德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剑桥中国明史》筹备会，中国大陆的学者才得以参加这个筹备会议。但此时崔瑞德和费正清才发现，大陆学者们对西方的汉学研究进展“一无所知，他们的最优秀的著作大都完成于1940年前后”。
随着中国在20世纪考古方面的发现，大量的文物出土，改变了崔瑞德对中国历史的认知：“我们对中国早期史的认识完全改观，新发现的器物、文献使得研究资料成倍增加，也让我们大开眼界，和考古一线专家的交流，我们能够精确知道各地博物馆里年代不详的中国文物的年代，这一切在西方掀起了研究中国历史的热潮。”
和改革开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在“剑桥中国史”在编撰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吸收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吸纳中国学者参与丛书的策划，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被邀请到丛书的选题策划会上建言献策。“其实，在费正清心目中，觉得中国历史哪能只从秦汉开始呢，应该有一本《剑桥中国先秦史》，结果是考古学日新月异的发展，他的综述在付印前就变得陈旧过时了。于是，《剑桥中国先秦史》有了后，同样的一批年轻学者又在撰写秦汉以前的中国古代史。”王俊义也不知道《剑桥中国史》什么时候能够出齐。
西方的汉学家们的编写计划还在进行当中。继《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后，中国社科出版社下一本将要与剑桥同步出版《剑桥中国宋代史》。

(本文转自《南方周末》2010.1.28E22)